進一步地批判均衡的概念幾乎是多餘的了。早在第一章裡，我就已經斷定這只是一個假定性的概念，它在同真實世界的切合性方面是很成問題的。而在此後的各章裡，我考察了各種類型的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發展，結果表明，它們從未表現出均衡的趨向。實際上，斷言市場傾向於走入過度的非均衡，恐怕會更有意義一些。這種不均衡遲早將發展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最後不得不進行修正。
據說均衡可以保證資源的最佳配置，如果市場不能自動地向均衡方向發展，那麼有利於市場機制的一個主要的觀點就會喪失其有效性：我們沒有理由再相信市場可以盡善盡美地安排好一切。
這聽起來似乎是一個驚人的結論，但實際上也只不過是老生常談。從參與者不可能獲得完善知識的角度來看，最優化的觀念同均衡一樣都是違背現實的，正因為如此，兩者都預設了完備知識的存在。由此看來，它們同現實世界之間毫無切合性是絕不會令人感到奇怪的。
還可以給出其他一些有利於市場機制的證據。事實上，在第十五章的討論中就涉及到了一項證明，當時，我指出，金融市場的進展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科學方法的進展——這就是說，一個反復探索嘗試的過程，實驗終結時的市場價格就是檢驗實驗的標準。但是這一標準並不符合科學方法的要求，因為市場價格不可能獨立於參與者們的決策，而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自然過程獨立於自然科學家所做出的陳述。儘管如此，它們仍然是一項有用的標準，因為同自然現象一樣，它是真實的並且可以接受科學觀察的檢驗的。此外，對於市場參與者來說，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市場機制的價值在於提供了一項客觀的標準，儘管不是沒有偏差的。
這項標準的價值有多大呢？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項標準，情況將會怎樣。為此，我們必須對中央計劃經濟進行考察：由於厭惡市場經濟的缺陷，他們已經避免使用價格機制了，產出只能用物理量來計算，經濟畸變較之市場機制下的過度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講過，民主制度是除了別的政府組織形式之外最糟糕的制度。市場機制也是如此，它是除其他所有資源配置形式之外最糟糕的資源配置體系。實際上，在選舉機制同市場機制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相似性，很難說選舉一定能夠令國家的政治領導趨於最優化，吸引選票的技巧同候選人當選執政後治理國家所必須具備的素質之間也沒有很大的關係，儘管如此，畢竟他還要通過競選這一關，至少這樣可以有力地遏制其他更加惡劣的醜行。
一項客觀標準的價值也許可以在主觀世界中得到最好的體會。我們都生活在幻想的世界裡。出於對抽象觀念的愛好，我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一個自己營造的主觀世界之中。而市場則總是時時幫助我保持對於現實世界的清醒感知。這聽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對現實的感知居然根植於市場活動，而市場的活動又是如此的詭秘，常常被其他參與者視為非現實的。還應當進一步指出的是，作為市場參與者，我並不只限於意識到自己同現實世界之間的關聯，實際上我是在用本能來感知它，在市場上，我就像叢林中的動物一樣地警覺。例如，過去我之所以能夠預測即將發生的不利事件，是因為到了這種時候我就會背痛。我當然不可能分辨出將會發生何種形式的不利事件，如果能夠分辨出來，那我的背痛也就痊癒了。有一個時期我在市場上可謂如魚得水——甚至損害了我的人際交往，後來我拉開了自己同市場之間的距離，市場感覺果然受到了損害。很多事件對於我來說就像聒噪聲一樣。無法從中體會出任何意義。例如，在歷時實驗中，市場進程的輪廓線十分清晰，而在控制對照階段，則出現了毛邊。
一個有趣的考察課題是參與者的市場融入程度同構造抽象觀念能力之間的相關性。一般認為，在市場中過分活躍將會阻礙寫作的進行，然而情況恰恰相反，必須做出投資決策的紀律有助於約束我避免過分偏離現實。在撰寫《意識的重負》（The Burden ofConsciousness）一書的三年時間裡，我喪失了從股票市場中賺錢的能力，最後迷失在自己的抽象裡。又比如，在試圖對國際債務問題的迷團進行破解的三年裡，我眼看著自己在市場上的操作能力每況愈下，更為糟糕的是，我很清楚地感覺到自己對債務問題的分析正在愈益遠離現實。與此恰成對照的是，歷時實驗則令我恢復了高水準的投資活動以及表述自己理論的能力。
之所以要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它也許已經超越了主觀評價的範圍。如果我是學者，我就會堅持自己對債務問題的分析是正確的，假使實際的發展過程未能確證預期的判斷，我會歸咎於新的進展以捍衛自己的分析。最後，也許會有幾項預期真的能夠實現，儘管在時間上要推遲幾年，而作為面向市場的參與者，我認為這種延遲是不能容忍的，我將不得不努力搜索並且認清存在於論據之中的缺陷。但作為一名學者，我盡可以無關痛癢地發表一項聲明來為自己辯護。同學術辯論相比，市場這個監工頭當然要嚴厲得多。
然而，有的時候也很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誇大了這種客觀標準的價值。我們對客觀標準有些過分傾心了，甚至賦予它們原本所不具備的價值。利潤——淨利——效益——本身成了最終的目標而不再是達到目標的手段，我們狂熱地用金錢標準去衡量一切。藝術家的價值取決於其作品的售價，更糟的是，我們還常常指望能夠從一些本該出於其他動機的活動中獲利，政客們收取演講費、兜售回憶錄；白宮顧問成了院外活動家；負責採辦的將軍們競相追逐企業裡最賺錢的職位；為主管機構服務的律師們也莫不如此。利潤動機無所不在，如果單純的思想追求而不是利潤成為動機，我們甚至感到難以接受。美國總經理發現很難理解他的英國雇員：因為他們不願搬家，居然可以拒絕一份好得多的工作。南非的黑人寧願毀掉自己的文明而不肯容忍種族隔離，這在我們的眼裡純粹是一種野蠻行徑——更不必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了，那絕對是超出我們理解力之外的東西。那些能夠驅動人類的各色各樣的價值不可能充分地轉化為客觀的尺度。正因為個體價值標準如此混亂，我們才提出了以利潤和物質財富作為標準的價值——甚至上升為某種超級的價值尺度。然則，很明顯這只不過是一種過分的誇張。事實上，在缺乏完備知識的世界裡，任何一種價值觀都將在某種程度上被誇張或扭曲。在我們的文明裡，利潤的價值就是被誇大的一個，客觀性也同樣未能倖免。
讓我們更仔細地考察一下作為標準的市場價格。我們在自然科學方法同煉金術之間所劃下的界限在這裡正好可以派上用場。我曾經指出，在社會現象研究中我們必須區分兩類有效性：作為真理的有效性同作為操作效用的有效性。在自然科學中，界限消失了，只有真的理論才可能是有效的，煉金術也因此而破產。循此思路，我們可以證明市場價格只是判別效用的標準，而不是判別真理的標準。未來的市場價格將決定參與者的命運，但卻無法判定他們對問題的理解是否正確，只有在市場價格走向均衡的條件下，兩類標準之間的距離才可能彌合，那時的市場價格也就成為“正確”的價格。
現在我們可以體會到均衡概念的重要性了。它是架設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一座橋樑，它還可以消除真理與效用之間令人煩惱的分歧，後者是社會現象研究中的固有特性。不幸的是，這座橋樑卻是靠不住的，面對認識的不完備本性，均衡的觀念顯得不合時宜。由於缺乏趨向均衡的內在動力，事件的進程不再接受科學方法的約束，煉金術卻趁虛而入，狐假虎威。
將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標準移入社會現象研究註定不會成功，它引發了許多無法實現的過分膨脹的預期，這些預期大大超越了科學知識的直接適用範圍，並且影響到我們整個思維方式。自19 世紀以來，有關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追求資源最佳配置的觀點盛極一時，支配了政治思想與政治行為，左派人士希望由聯邦政府對此負責，右翼人士則訴諸市場機制。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最優化的企圖導致世界上相當部分的地區甚至徹底放棄了市場機制，即使在市場取向的國家裡，政府也在糾正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逐漸地，政府干預的消極方面愈益顯著，輿論又開始轉而看好市場機制。
在評價馬克思主義時，我們顯得信心十足，但輪到自己時，卻極不情願承認自由競爭理論充滿著謬誤。兩者都建立在存在完備知識的預設基礎上，後者發明了市場均衡，前者則給出歷史過程的無條件預言。應該指出，這兩個理論都成形於19 世紀，當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認識的局限性，科學家們正享受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如果我們能夠說服自己放棄最優化的幻想，那麼在評價市場機制的價值與缺陷時就會公道得多。我無意捲入有關財富分配的問題——並不是這些問題不重要，只不過我的分析可能於事無補，我試圖集中探討市場機制中的某一特別薄弱的環節：內在的不穩定性。現在已經弄清了這一現象的原因，它導源于思想與現實之間那種我稱之為反射性的雙向聯繫，它並不是無條件地存在于任一時空下的任一市場中，可是只要它已經形成，那麼認知與過程對所謂均衡態的偏離將會是無止境的。
不穩定並非必然有害，實際上，如果將其描述為動態修正，聽起來似乎還相當地積極。可是如果任其走向極端，就會導致突然的逆轉，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在涉及信貸的場合下，因為附屬擔保品的清算將會導致市場價格的突然下跌，因此，防止過度的不穩定就成為市場機制順利運行的必要條件。市場本身非但無法滿足這一條件的要求，甚至還要助紂為虐。我已經給出過證據，證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傾向於不穩定。在外匯市場上，證據特別地清晰。當然，信貸擴張與緊縮的迴圈也很有說服力。如果沒有信貸的介入，股票市場是否也會表現出內在的不穩定性呢？這還很難說，因為股市的繁榮總是伴隨著信貸的擴張，顯然，只有某種形式的管制才能防止過度不穩定的發生。
怎樣才算是過分的不穩定呢？這是一個判斷問題，標準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改變。今天我們所能夠容忍的——以諸如失業率之類的指標來衡量的——紊亂程度，在幾十年前還是無法想像的，那時人們對大蕭條記憶猶新，充分就業政策的弊端也還沒有暴露出來，同樣，有關公司改組的嚴厲限制也在60 年代的集團合併和70 年代的企業兼併熱中大大地放寬了。
管制的煩惱在於，管制當局一樣也是人，也可能會犯錯誤。為了避免獨裁和濫用權力，必須預先規定周全的條例與規則，然而很難設計出具有充分彈性能夠適應所有偶發事件的管制制度。此外，這種制度往往會傾向於剛性結構從而阻礙進一步的革新，不僅如此，這種剛性與畸變還具有累積效應，類似於在不受管制的市場中不穩定性的累積。所得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稅率階梯越是陡峭，持續時間越長，避稅行為就越是普遍，而稅法條款也越來越複雜。
我不打算繼續這種討論，因為過於一般化，很容易演變為空談。在下一章裡，我會提出一項政策建議。在這裡，我將只限於指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無論是管制的還是放開的競爭，在走入極端時都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一個極端的破產並不能成為轉入另一個極端的理由，不應該把兩個極端看成是互相轉換的，而應該將它們當成界限，保持正確平衡所必須考慮的界限。這一任務是極端複雜的，因為我們有一種內在的傾向，忍不住地要從一種偏見轉向另一種偏見。
在25 年前撰寫的《意識的重負》一書中，我循上述思路發揮，構造了一個相當精緻的綱領。以變化速率作為關鍵變數，我斷言：由於認識上的不完備性，人們註定要從兩個方向上對它進行誇大。其中一個極端表現為傳統的或教條式的思維模式，認為必須原封不動地接受既存現實，因為其他的形式是無法想像的；另一個極端則是徹底的批判和拋棄，主張在未被證偽之前，任何形式都應視為可行。每一種思維模式都對應著一種社會組織的形式，其不完善的程度則相應于構成成員認識的不完備性。於是，傳統思維對應於部落社會，教條主義對應於極權主義社會，批判的模式則對應著開放的社會。顯然，從中可以看出卡爾·波普爾的影響。我本人傾心於開放社會，但這種選擇並非是毫無保留的。人們將會發現，每一種社會組織形式都缺少某些僅存于其對立面之中的品質。極權社會缺乏自由，開放社會缺乏穩定。由於我們內在的偏向性，介於兩者之間的穩定均衡是不可能的，這正如自由市場經濟中穩定均衡之不可能。人們的觀點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在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管制制度之後，我們已經轉向了過分的非管制化。只有儘早地認識到管制的必要性，才能充分保持我們所享有的近乎自由市場體制的優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