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邊的討論中，我不僅給出了一種可行的國際金融體系的輪廓，同時也給出了一項可行的美國經濟政策的輪廓。當然，這些還只能說是框架或視角，但只要稍加修葺，它們也一樣可以覆蓋那些我們尚未涉及到的領域。
還有兩個最基礎的問題，一個是抽象問題，另一個是個人問題。抽象的問題關涉所有有關體制改革的嘗試，由於認識所固有的不完備性，全面改革是否存在著悖論？我們真的有希望搞成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體系嗎？個人問題關涉我對官僚主義的厭惡，而國際央行恐怕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避免官僚主義。
我相信，全面改革的悖論只是一個假像，不過還是應該認真對待。除非我們能夠獲得永久和完善的解決方案，否則就很難證明它的有效性。問題在於，認識的不完備性否定了永久的和完美的解決方案的現實性。生命是短暫的，唯有死亡是永恆的。生活方式的選擇將給人們的生活面貌帶來根本性的差異，暫時的解決方案總比一無所有要好得多。
所謂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是極富誘惑力的。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考慮死亡與生命的含義。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情感中體驗最深的部分之一。我們總覺得死亡的想法是完全無法接受的，我們抓住每一根稻草試圖逃避死亡。追求永恆與完美只不過是逃避死亡的一種方式，但結果證明這是一場騙局。我們非但未能躲開死亡，反而挺身擁抱了死亡，永恆和完美也就意味著死亡。
很久以來，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生活與死亡的含義，並且終於悟出了自認為滿意的破解，我將在這裡予以總結，儘管我知道這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沒有什麼意義。問題的關鍵在於區分作為事實的死亡與作為觀念的死亡，作為事實的死亡同作為事實的生活聯繫在一起，作為觀念的死亡則同作為觀念的意識並到一處，意識與死亡水火不容，但生活與死亡卻不然。換言之，死亡作為事實並不像作為觀念那樣可怕。
作為觀念的死亡具有壓倒一切的力量，在死亡面前，生活以及與之相聯繫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但是作為觀念的死亡只不過是一種觀念，並且事實與觀念之間的聯繫也是很不清晰的。將事實與觀念同樣看待，這恐怕是一個錯誤。只要還能談論事實，那麼最直接和清楚的事實就是我們還活著，作為事實的死亡尚隱然於天際。但是，當我們真實地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作為事實的死亡卻又把我們同作為觀念的死亡體認截然分開了。換句話說，當這一刻真的到來時，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反而無從體會。
在思索生存與死亡的問題時，我們必須做出選擇：生存或死亡，哪一個是出發點呢？兩者並非相互排斥，但卻都是無法回避的——作為思想和作為事實。但是我們所接受的觀點卻總不免帶有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于存在及思維之中無所不在。有些文明，如埃及，獻身於死亡崇拜；另一些，如希臘，則似乎連神靈也渴望塵世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立場相互齟齬，它們之間的鬥爭構成了人類的歷史。基督教史上神靈與世俗的對立就是很好的例證。同樣的場景如今又在蘇聯重演，在那裡，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要求難以同軍事力量與經濟效率的要求協調起來。
這些偏見相互之間的碰撞有可能以許多相當隱晦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關於經濟管制，我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態度。一種立場認為管制毫無效用，因為它擾亂了本來的秩序，最終將導致體系的崩潰。而關於市場機制自然傾向於均衡的斷言也有力地支持了這種觀點。對立觀點則認為完美乃不可企及之境界，無論是市場還是管制。市場太不穩定，管制又過分僵化。市場必須管制，但管制缺乏靈活與主動，必須不斷地修正。不存在完善體系這一事實並不能成為反對體系完善化努力的有效證據。以佈雷頓森林體系為例：最終的崩潰並不能抹煞輝煌的歷史，因為它奠定了長達1/4 世紀的繁榮。
如果要在兩種態度之間做出選擇，那麼我將旗幟鮮明地選擇生活，選擇我們在其中所創造的短暫而不完備的結構。儘管我擁護對金融體系進行綜合性的改革，但我絕不會臆想新體制比舊的那個更完美或更持久。相反，我很清楚對永恆和完美的追求只不過是一種幻想。一個功能齊全的體系將令我們落入自鳴得意的陷井中，佈雷頓森林體系即是其中的一例。如果下一個體系被設計得過分地完美，那麼它的命運也會是一樣的。
於是討論就進入了第二個問題。體系必須由官僚來運作，而我則本能地反感官僚主義。由於對加強管制採取贊同的立場，這似乎在表明我所期望的正是我所厭惡的。
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任何一個官僚機構都具備追求永久化的鮮明特徵。每一種體系都面臨著在官僚手中日趨僵化的危險，基督教如此，共產主義也不例外。很難粉碎官僚主義的死亡之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試圖克服官僚主義，結果卻更糟。
但障礙並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當官僚試圖管理市場的時候，市場的表現將迫使他們隨時保持警惕。經驗表明，中央銀行屬於最富於靈活性、革新精神以及最有效率的官僚機構之列。其原因就在於市場提供了一種標準，可以判斷決策的成效。同其他人一樣，他們也可能會受制於錯誤的觀念體系，但是如果一項決策不能發揮效力，除了正視這一事實之外，他們別無選擇。例如，聯邦儲備局在1979 年接受了貨幣主義的立場，但到了1982 年8 月又放棄了。與此類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同重債務國打交道時一向奉行某種極為僵化的的傳統，但是逐漸地它被迫放棄了這種不合時宜的工作方法。中央銀行經常因為政策失誤而受到抨擊，正因為這些失誤公之於眾而無可遁逃，才會產生強有力的約束。此外，中央銀行在危機處理中也表現出了驚人的革新精神。1974 年，英格蘭銀行發明了“救生船”，在1982 年的國際債務危機中，聯邦儲備局又將這一模式推廣到全球範圍。特別是沃爾克，他在危機關頭脫穎而出，盡展才華，由沃爾克這樣的傑出人才來執掌中央銀行，這一事實不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偶然①。
總之，創建國際央行並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對永久性解決方案的追求本身就在為下一次危機播下種子。
① 應該說，同其他官僚機構相比，中央銀行為害最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