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性分析的關鍵在於決定哪些要素應當分離出來予以特別考慮。在處理某一特定的金融市場的有關問題時，情況要簡單一些。它的關鍵變數就是市場價格，而應予以特別考慮的就是那些能夠影響市場價格的因素。然而即令如此，進入你視野之中的也將是無限多個因素。僅僅指出基本趨勢和主流偏向，這在說明歷史過程的動力學方面也許是有效的；但注意，絕非在歷史過程的辯證法方面也同樣有效，至於說要解釋實際的歷史過程，那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更不必說用於預測了。
當我們大膽地走出某一特定的金融市場的範圍，選擇要素的問題就變得更為複雜了。需要一組相互作用的組分才能解釋我們所面對的現象。然而問題在於，針對同一現象，也許可以有不同組分的組合，我們並沒有把握說自己的選擇一定是正確的。過多的潛在要素是最令人頭痛的：在試圖預測未來事件的進程時，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有可能轉變為重要因素。
國際貸款業務的繁榮/蕭條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極好的例證。在當前的經濟生活中，國際貸款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就其本身而論，它構成了有關繁榮/蕭條序列的完美例證。放在整個經濟背景中，它又成了必須加以考慮的諸多要素之一。更為複雜的是，國際債務問題已經在銀行系統的演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銀行系統的演進，這本身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反射性過程，同時，它也構成整個經濟體制中的重要一環。
那麼，研究國際債務問題的最佳方法是什麼呢？至少要考慮到三個向度：作為反射性現象，作為銀行系統演進過程中的要素，作為當前經濟形態中的組成部分。我試圖同時將此三者納入思考的範圍，因為這是避免過分重複的惟一辦法。方法一經選定，那麼關於現實世界中高度複雜的反射性過程，我也就可以提出一種切實可行的說明了。不必說，這種分析並不是那麼好懂的，但在分析中，我將力求保持三個向度的清晰區分。某種程度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我們對銀行系統的演進有興趣，我們當然會更多地注意貸方而不是借方。如果我們想弄清那些不發達國家的命運，那恐怕就只好改變問題的中心了。
國際貸款業務的興起至少可以追溯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不過若是討論銀行系統的演講，還必須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要想理解支配近幾十年歷史的那種經濟迴圈，我們必須從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時談起。但這樣一來，話頭就可能扯得太遠了。因此，我將把1972年的早段作為開端，而以美國的銀行系統作為敘述的起點。說起來有些巧合，那時我剛好撰寫了一篇有關股票市場的報告，題目就是“成長銀行的案例研究”。
在當時，銀行被看成是最了無意趣的機構。30年代的創傷尚未治癒，安全性至高無上成為信條，壓倒了利潤與增長的要求。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實際上為各種規章所凍結，超越州界的擴張被禁止。在某些州，甚至分支行的設立都是非法的。沉悶的行業只能引來沉悶的從業者，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或革新。銀行股票為那些追求資本收益的投資者所忽視。
然而就在平靜的表面下，一場變革正在醞釀之中。新生代銀行家們出現了，他們在商業學校裡接受了教育，把獲取淨利作為思考問題的中心。新思維派的精神中心是紐約第一國民城市銀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即花旗銀行——譯者按），在那裡受過薰陶的人們撒向全國各地，紛紛佔據了其他銀行的首要職位。新的金融工具被引入了，一些銀行開始更加積極地運用它們的資本，創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收益水準。在州界內，收購行為出現了，從而導致了規模的增長。大一些的銀行，資本運作的杠杆倍率達到14～16倍是十分典型的，像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這樣的大銀行甚至可以高達20倍。比較好的銀行，其股本收益水準超過了13％。這樣高的股本回報率再加上每股收益遞增超過10％，如果是在其他行業中，其股票的價格一定會有可觀的升水。然而銀行股票的升水幅度極小，甚至於沒有。銀行股票的分析家們注意到了這一相對低估的現象，然而他們對糾正這種現象缺乏信心，因為正在發生的變化過於緩慢，而習慣的定價原則又過分地頑固。然而以當時的標準來看，許多銀行的杠杆操作已經達到了謹慎運營的邊限，如果還想繼續增長，就必須募集股權資本。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紐約第一國民城市銀行（FNCBNY）安排了一次宴會，招待證券分析家們——對於銀行業來講，這可謂是史無前例了。當時我並不在受邀者之列，不過這一事件還是促使我公佈了一份報告，以推薦收購那些因在管理上更富於挑戰性而備受稱譽的銀行的股份。文中闡明了當時的形勢，一如我今天在這裡的敘述，指出銀行股將會趨於活躍，因為經理們將會給出極為理想的業績報告，事實上他們已經著手這樣做了。我在文中寫道：“成長”與“銀行”的組合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這一矛盾很快就會在銀行股票市盈率的增長中獲得解決。
事實上，在1973年間銀行股票的確作出了上佳表現，我們所看好的銀行股帶來的收益差不多達到了50％。一些機敏的銀行趁機擴大了資本規模。如果這種以帳面價值升水方式進行的增資擴股活動能夠順利展開，銀行本來是可以獲得一個穩妥的增長基礎的，而銀行系統的演進也就很可能走上另一條道路。不幸的是，這一過程剛剛起步，就碰上了加速的通貨膨脹以及利率上調的不利影響，13％的收率已無法支持銀行股票的溢價發售了。
其後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災難，巨額的資金滾滾流向產油國，這些國家在欣喜之餘卻又無可措手，於是一股腦兒地存入了銀行。事情甚至到了這種程度，有些銀行，如銀行家信託銀行（Bankers Trust），被巨大的存款壓力搞得措手不及，甚至不得不拒絕存款。怎樣對這些所謂的石油美元進行再迴圈使用成了一個大問題。有關政府間合作專案的討論一度十分活躍，然而最終毫無結果，只有沙特增加了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認購份額。工業化國家未能採取積極措施以緩解緊張的局面，結果正是違約拖欠，將石油美元再迴圈的責任壓在了銀行的肩頭。
現在輪到銀行家們進場了，他們得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充裕的資金使他們成為大膽的貸款人，與此同時，他們似乎也發現了不少合適的借款對象。不產油的欠發達國家借助迅速增長的龐大債務來支付國際收支逆差，而產油國則致力於野心勃勃的經濟擴張計畫，他們可以指望用石油儲藏來支援貸款。當時適逢東西方關係緩和，這意味著東歐國家也可以向西方銀行貸取巨額款項用於建造工廠，這些國家寄希望於貸款所建工廠的產品能夠足以償還債務。這一切導致了國際貸款業務的勃興。
起初，銀行可以直接動用歐佩克（OPEC）的盈餘，漸漸地，富油國家找到了使用新財富的其他途徑：購買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以危險的速度擴張經濟規模；購買鑽石和不動產；涉足其他各種長期投資業務。與此同時，對銀行融資的需求卻仍在加強。銀行日益成為信貸的源泉。每一筆貸款總要在別處產生存款，因此，銀行在自己的活動中就可以產生足夠的用於信貸的資金。由於歐洲美元市場不受管制，銀行就不必為自己海外分公司的債務保持最低限額的儲備金。除非自我約束，否則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這些分公司創造出幾乎無窮無盡的信貸供應。
國際貸款的利潤太富於誘惑性了，不由人不放鬆警惕。商業交易可以在巨大的規模下進行，利率風險可以借助浮動利率限制到最低水準，而管理費用較之公司債務卻要低得多。激烈的競爭將存貸利率的差額限制在一個極低的水準之下。儘管如此，國際貸款還是成了銀行經營活動中最簡便而利潤又最高的部分。吸引著大批此前並無這方面經驗的銀行。這一時期中，在倫敦開設代表處的銀行大幅度增加，國際貸款成了整個銀行業中發展最快的業務。顯然，如果銀行在當時就能夠根據後來的經驗設立適當儲備的話，那也就不會有如此之高的利潤了。
這一時期的美國銀行，從外表上看，依然處於停滯狀態。以合併和收購形式進行的業務擴張被嚴格地限制在條令許可的範圍內。然而銀行的內部結構卻在發生重大的轉變。銀行控股公司的形式成為新的潮流。這種形式上的變化，使銀行得以在控股公司這一層次上進一步運用杠杆操作，從而使資本與總資產的比值保持繼續下降的趨勢。此外，所謂的邊緣法案（Edge Actsub-idiaries）的附則，也免除了一些針對銀行的律令制約。最大的市場在國外。因此，絕大多數公司的業務擴張都是國際性的，美國銀行到海外尋求發展，而外國銀行又紛紛在美國設立分支機搆。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花旗銀行（Citicorp），它的收益中有1/4強來自巴西。
當時也正是技術革新飛速發展的時期，電腦的使用提高了業務效率，並且使許多在此前難以想像的業務成為可能。僅僅十年時間，銀行的業務已經大大複雜化了，人們發明並應用了許多新的金融工具和技術方法。這一潮流延續至今，節奏還在不斷加快。
銀行業管理機構的工作是頗為棘手的，既要跟上日新月異的變革，又要順應競爭國際化的潮流。平心而論，嘲笑管理機構總要比一線人員慢一拍是不公正的。因為銀行家們總是能夠在各種各樣律令之間尋找漏洞，他們對此駕輕就熟。
在國際競技場上，管理當局自然無意妨礙本國銀行取得公平的競爭地位。管制的解除，加上各家銀行爭奪市場份額的競爭，於是市場飛速地發展起來了。因為急於獲得交易機會，這些銀行幾乎很少挑剔條件，借債國為獲得貸款而提供的必要資料少得可憐，一些貸款銀行甚至不知道貸款對象在其他地方的借款數額。
債務國家在遇到國際收支平衡方面的麻煩時，更願意去找商業銀行而不是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是，在不知不覺中，商業銀行發揮了佈雷頓森林體系所確定的國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職能。他們向欠發達國家所轉移的資金在數額上比之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所願意承擔的要大得多，而他們對債務國國內事務的干涉卻要少得多。難怪很多欠發達國家根本就不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的工業國家，如英國等，往往喜歡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發展中國家則寧願訴諸商業銀行，因為同他們打交道要容易得多。在1973年至1979年間，國際信貸規模的確有了爆炸性的增長，它成為70年代全球性通貨膨脹的根源，而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中達到高潮。
回顧當時的情景，借款國顯然未能明智地使用這些貸款。好一點的用它們去建造漂亮卻毫無用處的大東西，像巴西的伊泰普水電站；等而下之的則用以購置軍火，要麼就用它來維持不現實的高匯率，像“南錐體”國家阿根廷和智利。可是，當時人們並未意識到這種行為的愚蠢，事實上，巴西經濟還因此而被譽為巴西奇跡，而智利則作為貨幣學派發揮效力的典範備受稱讚。
國際貸款業務增長得如此之快，參與其中的銀行都有些擴張過度：它們的資本與儲備跟不上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但其貸款業務的品質仍相當高——至少從表面看如此。而在整個形勢中最令人難以理解之處在於，儘管債務國的總債務負擔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它們卻總是能夠設法滿足那些用以衡量其信用狀況的商業標準。
銀行用這樣一些比率——例如，外債與出口值之比，還本付息額與出口值之比，經常性項目赤字與出口值之比——作為信用狀況的衡量尺度。銀行的國際貸款活動推動了一個自我加強與自我支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債務國的償債能力不斷增強；如果按上面這些比率來算的話，幾乎同債務的增長一樣快。
這一過程得以發展的要害在於，70 年代期間過低的、並且最終成為負數的實際利率。既然歐洲貨幣市場不受各國中央銀行的控制，它們的發展就不會對任何國家的貨幣政策產生直接的影響。當銀行結束了歐佩克石油盈餘的運作而轉向創造信貸的時候，美國還在繼續其放鬆的貨幣政策。美元開始貶值，利率跟不上物價的上漲。實際利率的下跌降低了還本付息的費用，卻加強了借款國的信用度，同時也吊起了它們繼續舉債的胃口。信貸的擴張刺激了全球經濟和出口貿易的發展，國際市場對欠發達國家出口商品的強勁需求令它們大喜過望，這樣一來，它們就可以進一步提高貿易條件。下跌的實際利率、擴張的世界貿易、不斷提高的商品價格，再加上貶值的美元，這一切都鼓勵了債務國，並給予它們增加其負債額的機會。
自我支持的信貸擴張——簡寫為通貨膨脹——在許多方面是不健康的。工資和物價加速上漲，國際收支的赤字與盈餘長期化，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日益惡化。許多由銀行貸款直接資助的投資專案都是錯誤的，債務人的信用水準是虛幻的。然而，只要這一過程還能夠有效地支持自身，世界經濟就會持續繁榮下去。消費仍然高漲，低利率或負利率打擊了儲蓄，廉價的貸款刺激了投資，貨幣搖身一變就轉化為不動產。高消費、高庫存和強勁的投資活動為空前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市場的繁榮促進了能源的需求，歐佩克國家日益富有，他們不再那麼急於獲得外匯收入了。既然實際利率是負數，那麼把石油存在地下比之把現金存入銀行要有利得多。就是在這一背景下，1979 年伊朗石油生產遭到破壞後，立刻導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機以及石油價格的再度劇烈上漲。這一次各國的反應可就大不一樣了。通貨膨脹成為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歐洲大陸和日本則因為執行了比較嚴厲的貨幣政策以及允許本幣升值，從而避免了通貨膨脹的打擊。由於油價盯住美元，歐洲和日本的進口石油費用降低了；同時，又因為沒有通貨膨脹的威脅，所以儘管本幣升值，他們的出口產品仍然富於競爭力。美英兩國則正好相反，他們積累了大量的預算和貿易赤字，通貨膨脹成為極其嚴重的問題。英國已經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了求助呼籲，而美國，由於在實際上控制著世界儲備貨幣，因此可以在隨心所欲地膨脹通貨的同時免受其害。不過，通貨膨脹在國內國際卻導致了政治偏好的轉移。總之，通貨膨脹的幽靈比衰退更可怕。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後，貨幣政策也相應地開始趨於嚴厲，甚至在經濟已經陷入下滑時仍未放鬆。
貨幣主義開始成為指導經濟政策的法則。在此之前，中央銀行總是借助於控制利率來影響經濟活動；而現在，重點轉向了控制貨幣投放量，利率放開了。不幸的是，利率一下子升到了不可思議的高水準。這主要是因為財政政策仍然保持擴張刺激，只有極為嚴厲的貨幣政策才能控制貨幣供應的高速增長。
財政政策受供應學派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它認為低稅率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從而消除可能導致的對預算的衝擊，而赤字則可以通過削減政府開支來加以限制。然而，在減稅的同時增加國防支出的決定，使得平衡預算的目標成為不可能。膨脹的預算赤字同嚴厲的貨幣控制目標之間的衝突，導致了利率的急劇上升。高利率令減稅帶來的刺激效應化為烏有，預算赤字進一步擴大，整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衰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債務國雪上加霜：石油價格上升，產品價格下跌，利率居高不下，美元強勁上升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衰退。他們陷入了最後一輪瘋狂的舉債競賽，其結果是債務總額又增加了30 ％。而標誌其信用等級的各種比率卻急劇下跌，波蘭和福克蘭群島的形勢令市場信心大打折扣。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銀行還會繼續放貸，但已經十分勉強了；還款期限縮短了，一些國家已經出現了支付困難。緊接著就是1982 年墨西哥債務危機的爆發，再也沒有人願意向重債務國提供貸款了。債務國的狀況比大多數銀行所意識到的要嚴重得多。例如，巴西一直在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籌資以彌補國際收支赤字，而有關銀行對此卻一無所知。國際貸款遂由繁榮轉入蕭條。
我們將在這裡停頓下來，分析作為反射性過程的國際貸款的勃興。前面的描述包含了構成一個繁榮/ 蕭條序列所必須的所有要素。具體來說有哪些內容呢？首先，在整個趨勢與參與者的認知之間應當存在著一種反射性的關聯。其次，這種認知借助反射性的關聯能夠影響整體趨勢，但是它必定含有某種內在的缺陷。整體的趨勢進而又強化了認知的偏向性，直至雙方都落到難以為繼的地步。通常的情況是這樣的，當趨勢剛剛露頭時，形勢非常之好，而缺陷卻要待這種趨勢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之後才暴露出來。在盛極而衰的過渡期，參與者們愈益警覺和抵觸，於是趨勢喪失了勁頭。最後，大家終於明白過來了，這種趨勢既不合理且又無法維持。預言實現了它自身的內容，形勢急轉直下，常常伴隨著災難性的結局。
在國際貸款問題上，銀行和債務國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反射性聯繫。銀行使用一些比率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借款能力。人們大都以為這些比率是客觀的衡量標準，然而實際上它們也具有反射性的特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出口與國民生產總值透過形形色色的管道受到貸款規模的影響。進一步說，債務比率反映的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償債能力，不可能由此看出這個國家的償債意願。要衡量一個國家的償債意願就必須採取另一種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計算方法。最關鍵的變數不是還本付息而是淨資金轉移（資本流入），這也就是還本付息同大量吸收新貸款（以維持債務）之間的區別。只要債務國能夠自由地貸款，他們的償債意願就是無可懷疑的，因為他們總可以借到償還利息的錢。一旦信貸流入的管道被截斷，償還意願就成了關鍵的問題。然而在國際貸款極其活躍的背景下，銀行家們不願意正視這一問題。花旗銀行的沃爾特·瑞斯頓（Walter Wriston）甚至斷言：“主權國家不存在破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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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看到了，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之前，債務比率始終是令人滿意的，銀行也非常樂意貸款。而當債務比率轉入惡化時，銀行家們開始感到擔心，其貸款的意願也受到了打擊，於是突然之間陷入了1982年的危機。這一危機揭示了淨資金轉移同償債意願之間的反射性關聯，從而使自願貸款就此絕跡。此後發生的一切將是下一章的討論題目，在這裡我們所分析的是1982年以前的體制。
商業銀行為什麼願意並且能夠保持國際貸款業務如此迅猛的增長，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今後幾年間，圍繞著這一問題定將展開熱烈的討論。部分的答案在於，銀行的確沒有意識到它們要為這一體系的健全性負責。銀行業是競爭極為激烈的行業，此外它們還要分心觸犯避免各種管制條例。防止經濟過熱是中央銀行的事。商業銀行在保護傘之下運營，他們所追求的，是在現行規章制度的框架之中求取利潤的最大值，他們不可能拿出過多的精力來分析自己的行為對整個系統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一個放棄有利可圖交易的銀行幾乎可以肯定將在競爭中被淘汰，另一方面，即令這個銀行拒絕了，其他銀行也還是會趨之若鶩以圖取而代之，佔領市場。這樣一來，就算他們已經意識到了，在國際貸款勃興的背後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他們也還是別無選擇：要麼隨波逐流，要麼退出競爭。
這是一個極為有益的教訓：當一種趨勢發展起來的時候，參與者們的處境往往不允許他們採取抵制的行為，即令他們知道這樣下去將會釀成災難。這是所有繁榮/蕭條序列過程的共同點。一致拒絕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例如，根據分析結論，我明明知道抵押信託公司（Mortgage Trusts）的前景不大妙，然而我的建議卻是立即買入，因為在暴跌之前必將會有劇烈的上升。果然，有一批投資者欣然跟進。當然，即使他們不這樣做，繁榮/蕭條的序列過程仍會發生，儘管要慢得多。
市場參與者的最高境界在於適可而止。然而有時的確力不從心。例如，在浮動匯率體制下，金融資產的持有者所面臨的就是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問題：他們不可能回避幣種的選擇，除非購入期權。僅就國際貸款活動的情況而言，在繁榮階段的末期，花旗銀行也曾審慎地減少了它在市場中的份額，然而這並不能阻止劇情的進一步發展，同樣也不能挽救它免受其害。尤其是在最後的階段，幾乎所有的銀行都知道債務國的狀況正在迅速地惡化，然而到了這個時候，它們早已是欲罷不能了。
從中應該吸取的教訓就是必須對金融市場進行有力的監督。只有某種形式的干預、具有法律效力的條令或者來自中央銀行的和緩的暗示，才有可能阻止繁榮/蕭條序列過程的失控。
中央銀行的歷史本身就是一系列的危機繼以機構改革的過程，然而它們卻至今未能記取國際債務危機的教訓，這真是一樁奇怪的事情。不受控制的競爭更加激烈了，其影響力也比以往要大得多。他們之所以敢於為所欲為，無非是看准了銀行管制當局的無能，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確沒有看錯。參與者們無法阻止國際貸款活動的失控，然而貨幣當局本來是可以做到的，為什麼他們沒有這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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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1985 年4 月21 日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 1985）.
這個問題的答案始終不很清楚。中央銀行對歐洲美元市場的爆炸性增長顯然是了然於心的，儘管他們缺乏可靠的統計數字。他們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最後貸款者的責任，並且早在1975年就已經劃定了各自的責任範圍，然而他們卻堅持認為沒有必要規範歐洲美元貸款的增長。為什麼會這樣？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停留在今天的認識水準上，還必須對歷史作一番更為透徹的研究。我在這裡貿然提出兩種嘗試性的假說。
第一種假說指出，商業銀行所承受的壓力同樣也影響到了作為保護人的中央銀行。如果他們採取了限制措施，商業銀行就會在競爭中敗北。只有各國中央銀行的協調行動才有能力將發展中的歐洲美元市場置於控制之下。這就需要機構上的改革來加以配合，可是貨幣當局並未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通常總要在危機爆發之後才變得迫切起來。
由此又產生出第二種假說。我認為，中央銀行在其行動上受到一套錯誤觀念體系的支配。當時，貨幣主義在中央銀行裡占了上風。貨幣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是由貨幣供應過多引起的，與信貸規模無關。如果此說能夠成立，則管制的對象就應該是貨幣供應而不是信貸的增長。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對歐洲美元市場進行干預。只要中央銀行能夠管好自己的貨幣供應，市場也就能管好自己的活動不出亂子。
問題是神秘而複雜的，我不能宣稱自己已經探到了其中的底蘊。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一邊列著貨幣項，另一邊則是信貸項。密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告誡我們，只有貨幣這邊才有考慮價值，因為信貸是取決於貨幣的①反射性理論的引入昭示了他的錯誤。我確信，此二者必然以反射性的方式互相影響，而控制貨幣的夢想最終是行不通的。由於缺乏足夠的專門知識，我無法進行直接的反駁，但我可以指出經驗證據，說明控制貨幣供應的實際效果一再地令管理當局的如意算盤落空。
在70年代的全球性通貨膨脹中，歐洲美元市場的迅猛增長究竟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這個問題始終沒有搞清。因此，同樣也很難估計國際貸款的收縮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對今天籠罩在全球經濟上空的通貨緊縮的陰影負責。我堅信，無論是國際貸款的緊縮還是擴張，它們都對世界經濟的形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是我的觀點還遠遠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這一問題也仍然懸而未決。如果我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國際貸款的規模就應該成為制定經濟政策時的重要參量。任其氾濫的貨幣當局在70年代後期鑄成了大錯，1982年的危機既是管理方針的破產，也是自由市場體制的破產。
我們將在稍後一些再回到這一議題，管制市場與自由市場的不完善性是本書的主題之一。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國際貸款的新體制，它是在1982年危機的處理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① 密爾頓·弗裡德曼，安娜·施瓦茨：《1867—1960 美國貨幣史》，《美國貨幣統計》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and Moneto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