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到了對社會科學的窘境做出正確評價的時候了。科學方法基於這樣的預設，即成功的實驗應該證實被測試假說的有效性；然而當物件涉及思維主體的時候，實驗的成功並不能保證被檢驗的陳述的有效性或真理性。歷時實驗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不確定的、有時甚至明顯錯誤的預言戴上了金融成功的王冠。應該承認，實驗遠非是科學的。我對它的煉金術本性給予了反復地強調，然而煉金術竟然能夠取得成功，這引起了有關科學方法的疑問；另一方面，科學理論似乎未必能夠取得更理想的成就，於是出現了尷尬的場面。對此，我的看法是，所謂的社會科學是一個錯誤的隱喻，只要擺脫這一隱喻，我們就可以走出困境。
科學家們，只要掌握了用以檢驗其陳述有效性或真理性的客觀標準，就可以充分發揮科學方法的作用。科學家們的理解從來就不是完美無缺的，但客觀標準的存在令錯誤的理解得以糾正。科學的方法是一種人際過程，其中每一成員的貢獻都要接受所有其他成員的批判性評價，只有參與者們接受相同的評判標準，才可能經過批判的過程獲得被稱為知識的成果。在這裡，客觀的標準對於科學方法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一項客觀的標準裡充斥著各類事實，同事實一致的陳述是真的，那些不一致的則是錯誤的。不幸的是，事實並不像上面那個簡單陳述中所暗示的那樣可靠，只有當它們完全獨立於有關的陳述時，它們才可能成為一項客觀的標準，這正是自然科學所要求的。在那裡，事實一項接著另一項，與任何人的想法無關。但是社會科學則不然，因為有關事件體現了參與者的偏好。應當強調的是，干擾不僅來自科學家，它們同樣也來自參與者。實際上，如果參與者的思維不能在過程的實現中發揮作用，那麼觀察者的陳述也就同樣毫無影響，這樣一來，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處境也就不會有什麼不同，問題就出在參與者的思維上。
沒有思維主體參與的過程，其結構是簡單的：一個接一個的事實排列在無窮無盡的因果鏈條之上。思維主體的介入使這個結構大大地複雜化了，參與者的思維影響了事件的進程，而事件的進程又反過來影響參與者的思考。更糟的是，參與者之間還要相互影響。如果參與者的思維同事實之間存在著決定性的聯繫，那當然沒有問題，科學的觀察者可以忽略參與者的思維而集中注意於事實。然而這種聯繫不可能是精確的，原因很簡單，參與者們的思維於事實無關，只同所參與的過程有關，而這些過程只有在參與者的思維已經發生影響之後才能成為事實。因此，因果鏈條並非從一項事實聯繫到另一項，而是從事實到認知，又從認知到事實，中間經過各式各樣的參與者之間其他的聯繫管道，這些都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在事實之中。
這種複雜的結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觀察者做出有效陳述的能力？顯然，他的陳述必須更加精緻。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它們必須考慮到存在於過去事件與未來事件之間的根本性的差異：過去的事件只是記錄，而未來的事件則在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在這裡，解釋比預測要容易得多——歷時實驗已經表明了這一點。概括適用於過去但不能約束未來，科學演繹模型（D－N）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中優美的對稱遭到了破壞。這同科學歸納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後者被認為具有獨立於時間的有效性。
也許有可能建立起一個普遍有效的歸納——例如，我曾經給出有關自由浮動匯率的歸納——然而不可能應用它們去預測事件的進程。更糟糕的是，這些事實並不能作為用以判斷歸納有效性的充分的標準，因為事件更多地取決於主觀因素而不是事實。一個預言得到證實並不必然證明賴以作出預言的理論的有效性，反之，一個有效的理論並不必定給出可以由事實加以檢驗的預言。
實際上，如果拘泥於事實，我們不可能很好地理解社會過程的因果序列。參與者們的思維是他們所參與過程的整體的一部分，將這種過程視為由單純的事實所構成就會擾亂主題。我們在第一章中討論過的科學方法的D-N 模型，是以事實與陳述的嚴格區分為基礎的，於是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D-N 模型不適用於社會過程的研究。
將D-N 模型等同於科學方法，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甚至科學理論也承認其他的模型，像統計或概率模型以及經濟學中同理想狀態相關的一些規律。此外，科學的實踐同理論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區別，自D-N 模型提出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大大地深化了關於科學的理論。儘管如此，D-N 模型體現了科學方法所追求的理想：普遍有效的歸納，同解釋能力相對應的預測能力，能夠接受檢驗。自然科學有許多值得榮耀的成就，無需理論模型提供信譽上的支援，便可以組織任何方向上的探索，而社會科學，正因為它不那麼成功，所以更需要D-N 模型來支撐自己的威信。放棄D-N 模型意味著放棄科學活動中最有價值、最具說服力、最有吸引力的部分。
然而問題並未就此結束。如果承認事件的進程受到參與者偏見的影響，那麼就意味著觀察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擺佈未來，在自然科學中這無疑是不可想像的，這也正是我力圖通過煉金術的形象化說法來加以證明的。由於煉金術不可能影響自然現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就失去了可比性。作為科學工作基礎的批判性評價只有在所有參與者目標完全一致的前提之下才成為可能。探求真理是公認的科學目標，但是在人力能夠擺佈物件時，參與者們感興趣的將是如何影響事件的進程而不是怎樣去理解它，由於他們可以給自己的觀點披上科學的外衣從而加強其影響力，批判性的評價因此更加困難了。科學方法如何保護自己免遭荼毒呢？首先應該承認這種威脅的存在，這就必須否定所謂“科學統一性”的觀念。人們懷抱著不同的動機參與科學活動，就現時而論，我們可以從中區分出兩重主要的目標：追求真理與追求所謂“操作上的成功”。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這兩個目標是一致的，正確的陳述比錯誤的陳述更為有效，然而在社會科學中，情況則不然，錯誤的觀點也可能是有效的，只要它們能夠影響人們的行為，反之，理論或預言的成功也不能作為其有效性的結論性證據。我本人的“百年不遇牛市市場”的假說可以歸入第二類。
真理同操作或實驗成功之間的歧異大大削弱了科學方法的力量。一方面，科學理論的效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非科學的理論可以實現操作上的成功，更有甚者，煉金術理論竟然打著科學的旗號招搖過市。
我們不可能改變前兩種局限性，因為它們是問題本身所蘊涵的，但我們可以抵制第三者的侵擾，只要我們能夠認清科學方法運用于社會領域時的局限性，我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我一再指出社會科學作為概念包含著錯誤的隱喻，其目的也正在於此。這意味著自然科學的方法並不適用於社會過程的研究。當然，絕不能由此得出在社會現象的研究中應該放棄追求真理的結論。
為動機進行辯護沒有多大意義，對理論的任何評價都必須基於其實際價值而不是它的傾向性，否則，作為科學方法核心的批判性評價將因此而受到動搖。在那些堅持根據其源起（動機）而不是實際價值來評價理論的學派中，精神分析是一個佼佼者，它為自己所設計的科學方法的偽裝最為成功。
破除偽裝的最好方法就是確立一項關於社會現象研究的特殊的公約，要求放棄為追求科學性而將社會科學理論納入D-N 模型的僵化的努力，反之，凡是將自己打扮成符合D-N 模型的理論都應該被看成是社會煉金術的一種形式。這個公約並不能自動地判定某一自稱為科學的理論、預言或解釋，但卻可以借此要求它們承擔起相應的舉證責任。它可以阻止濫用科學的名義從事煉金術的勾當，同時，像我所給出的那種沒有任何約束條件的預言，則可以獲得有效性的認可。這一公約之所以有必要，還因為如果不然的話，我將不得不在每一個個別的場合下重複我在這裡所做的陳述，這至少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試想一想，怎麼可能向一個精神分析論者證明他所信仰的是偽科學呢？
我迷戀於真理的追求，但我也同樣充分地意識到操作成功的價值，只有這樣，我的聲音才可能達之於公眾。正如我早先所承認的，這一考慮是歷時實驗背後的主要推動力量。我在股票市場上的成功鼓勵我公開地談論自己的思想。我的處境比較幸運，因為不必像科學家那樣汲汲於操作性的成功，作為一名市場參與者，我早已得到了這種成功。
然而學界中人可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不得不直接同自然科學家進行競爭，以分享地位與資助。自然科學已經證明它能夠給出普遍有效的歸納與無條件的預言，由於沒有相反的準則為其辯護，社會科學家們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他們被要求取得同自然科學家相當的成就，無怪乎會有那麼多貌似科學的方案。公開宣佈社會科學不過是一個錯誤的隱喻，我們就可以將他們從模仿自然科學的桎梏中解脫出來。
在學術界之外，還有許多其他領域，參與者可以通過將自己的觀點偽裝成科學的，進而取得操作上的成功。金融預測只是其中的一個，政治則是又一個。在人類的觀念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的政策即是從一個科學理論——完全競爭的理論——中取得其力量源泉的，而佛洛德，則反復強調其理論的科學本性。
我無意指責其他人的動機。畢竟，我只不過是希望人們能夠接受我的觀點，就像他們曾經接受別人的觀點一樣。我將組織一切可能的論據以支持我的觀點，此外，作為一名證券分析家，我經常發表自己的見解，儘管明知它們將會受到其操作效果的擾動。因此，我並不比其他任何人更神聖。
問題並不在於動機而在於操作的效果。對社會過程的結構所進行的思考表明，一切預言都要以參與者的決策為轉移，然而對操作成功的渴望常常會驅使人們去追逐堪與自然科學相匹敵的無條件的預言。這種做法無疑損害了在社會現象研究中追求真理的信念。只要科學統一的觀念還陰魂不散，在真理與操作成功之間就始終存在著直接的對立，只有徹底拋棄舊觀念才能找到出路。
由於拋棄了科學統一的觀念，我可以就此宣佈退出這場追求D-N 模型的激烈競爭，甚至可以走得更遠，做出斷言：對真理的追求同無條件的預言水火不容。這是否意味著我自己的那種猜想就是可能中最好的呢？當然不是，歷時實驗只能說是一次業餘的探索，它的提高還有待於專門技巧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