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前面的探討，我們已經可以肯定金融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那麼，是否存在著某種可行的、一勞永逸的挽救方法呢？以我自己的能力恐怕很難做出精當的解答，我的長處在於鑒別體系的缺陷而不是設計新體系。長期以來，我一直幻想自己能夠成為像凱恩斯那樣的經濟改革家，但是，越是接近於獲得陳述自己見解的機會，我就越是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我的特殊專長在於能夠洞察任何體系的缺陷，但在涉及某一特定體系的問題時，我的見解同專家相比還要稍遜一籌，不僅證券分析是如此，在金融與經濟領域中也是一樣的。如果要求我參加證券分析主管的考試，幾乎任何一科我都通不過，在分析信貸與管制的迴圈時，我缺乏對貨幣理論的透徹研究，此外，讀者還會發現，在歷時實驗中，我的最大弱點就是經濟預測。在投資和寫作的過程中，儘管沒有真正掌握某一特殊領域內的技巧，但那時我至少還可以對付，可是如果我設計出一種新的金融體制，知識上的缺陷便成了致命的弱點。
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自己可以作出某種形式的貢獻，尤其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普通的智慧幾乎無用。凱恩斯主義（同凱恩斯本人不是一回事）已經在70 年代的通貨膨脹中名譽掃地，貨幣主義面對變動的匯率以及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漸感力不從心，供應學派經濟學看來也只不過是將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需求賦予一種雙關的含義。總的來說，情況不能令人感到滿意，可誰也說不清問題究竟在哪裡。在這樣的環境下，甚至我的那些含糊其辭的嘗試性觀念也可能是行之有效的。
首先，我們應當在經濟政策與體制改革之間做一區分，儘管兩者都是必要的井且不可或缺。很難設想兩者中的任何一個可以完全自動地發揮其功能。經驗表明，每一種制度——不論是金本位、佈雷頓森林體系，還是自由浮動的匯率體制——在缺乏適當的經濟政策配合時都不免歸於失敗。同樣難以設想的是，如果沒有制度上的配套改革，單憑經濟政策就能夠修正普遍性的非均衡。各個方面的非均衡具有內在的聯繫，不可能個別處理而互不涉及。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種非均衡與不穩定的參差不齊的排列組合。只需指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夠了：不穩定的匯率；國際債務問題；美國的長期預算與貿易赤字、日本的長期貿易順差、全球範圍內長期的農產品和礦產品的超額生產、不穩定的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不穩定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及不穩定的國際金融市場。其中有些是不恰當的經濟政策的產物，只要改變經濟政策就可以糾正過來，另一些則根源於當前體制的固有缺陷，除了徹底改革這一體制本身，別無它途。
關於第一類的非均衡，可以舉出一個例子：日本希望生產大於消費，而美國，則顯然希望消費大於生產。不加審察地看，這些傾向如果按照一定的程式發展下去，日本就會上升為世界上支配性的經濟力量，而美國則將日漸衰弱下去，這種轉變必將導致許多混亂和斷裂，然而若要制止這一前景的出現，只要更改經濟與金融政策就可以做到，因此無需改造金融體制。當然，前提條件是體制必須足夠健康，能夠容納這些政策變化，否則也一樣會走向崩潰，進而給各個成員國帶來嚴重的危害。
第二類非均衡的例子是目前的匯率體制。我們知道，自由浮動匯率在積累著內在的不穩定性，行政當局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在廣場旅館協議中賦予它們管理匯率的責任與權力，然而下一步究竟怎麼走卻迄無定論。管理匯率相應於合作的經濟政策，如果能夠達成自願的合作，當然皆大歡喜，如果不能，那就只好另起爐灶，設計一種新的體制。在這一章中，我將致力於探討體制改革的可能性，有關經濟政策的討論將一帶而過。
按照我的想法，體制改革的需求集中於三個主要的問題領域：匯率、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國際債務問題。其中任何一個總理都牽涉眾多方面，不可能進行單獨的分析，只能作為整體的一個部分來加以考慮。第四個主要的問題至今還未被人們接受，即國際資本市場，它們反應、容納並且協助生成各種其他形式的非平衡。它們的發展到處贏得喝采，被視為值得歡迎的改革舉措，並且成為市場有能力修正自己以適應變化需求的又一例證。回顧以往，我堅決認為國際資本市場的急劇擴張將發展成為又一種市場過熱的形式，就像70 年代國際銀行貸款業務的急劇增長一樣。我們都知道，國際貸款興盛的基礎極不牢靠。我相信，國際資本市場缺陷的暴露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目前，人們在處理問題時呈現出強烈的就事論事的傾向。比如說，大家一致同意不能再聽任匯率繼續自由飄移，必須採取干預措施，但同時大家又一致強調干預必須是漸進式的和嘗試性的。辯論圍繞目標區的問題展開：明示還是暗示？返回固定匯率的可能性或多或少被排除了。與此相似，國際債務問題的解決必須採取某種創新的形式。但是貝克計畫所強調的仍然是堅持就事論事的方法，個中原因不難理解。針對個別國家的讓步將很快地擴散到其他國家，因此任何有關體制改革的議論都會導致這個體系的突然解體。另一方面，只要問題涉及石油價格，就以為一定要靠歐佩克來解決，而石油消費國通力合作謀求穩定的思想，卻從未得到認真的討論。
比之裡甘主持財政部時期的不干涉主義，貝克所鼓吹的那種步步為營的策略代表了一種重要的進步，它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不能允許市場自由發展，面對崩潰的威脅，當局必須採取某些指導措施。五國集團在廣場會議上所表現出來的首創精神激發了全球範圍內股票和債券市場的一次主要的上升浪潮，可是廣場會議所產生的動量到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我們又一次陷入了危險的自由飄移。如果可以借助某種特別的方法重新獲得動力，那當然再好不過了。可是，如果國際間不能採取有效的合作，保護主義、貨幣混亂以及償債中斷的危險將會愈益加強，從而相應地增大了體制改革的壓力。
一旦轉向體制改革，方法就截然不同了，不可能再孤立地處理個別問題，必須尋求集中的解決方案。那些個別看來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在一個範圍更大的解決方案中找到出路。方案越複雜，則成功的機會也就越大。也許可以對我們在這裡所涉及的三個或四個問題領域分別進行的處理，但集中處理的效果無疑要好得多。我也知道，任何激進的變化都同現行體制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國際合作領域，因為國際間利益將不得不讓位於國家利益，但是也確有幾次這樣的機會，改革似乎不僅是必要的並且也是可能的，通常，這都是在危機時期。
接下去我就開始對各個主要問題領域分別進行探討，在後文中提出的解決方法將可以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其中包括了一個創建國際性中央銀行的設想。從歷史上看，中央銀行體系的確立，本來就是對各類危機所做出的反應。各個中央銀行都是針對自己的問題而獨立發展起來的，儘管某一金融中心的發展可能會影響到其他金融中心。目前的問題基本上是國際性的，因此，問題的解決也必須是國際性的，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國際性中央銀行的雛形：為應付德國的債務問題，1930 年成立了國際清算銀行，1944 年，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下一步的工作應該是擴張它們的職能或者建立一個新的機構。
匯率
匯率的錯亂是破壞世界經濟的一個主要根源。它威脅著已完成投資的價值實現，破壞了長期投資的安全性，並且根植於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情緒之中。市場機制無法做到令各國貨幣回歸有序的組合，相反，市場投機活動強化了貨幣的無序流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自由浮動的貨幣體系不斷地累積著自身的不穩定性。
問題是從何處下手？有許多可能的方法：目標區，無論是公開的還是保密的，都是最溫和並且議論頻率最高的替代選擇；我們還可以回到固定匯率體系，可以是金本位的，也可以不是；或者，最大膽的提法，我們可以發行一種國際貨幣。
不論最終做出那種選擇，許多問題都還有待於解決。首要的問題就是國際資本流動。跨越國境的國際資本轉移深受歡迎，應予鼓勵，但投機資本的運動具有累積不穩定的危害，有必要建立一個令投機行為無利可圖的體系。在理想的情況下，匯率浮動應當限於利差所允許的範圍，但這樣一來又多少有點固定匯率體系的味道。
目標區方案未必能夠打擊投機活動，相反，倒有可能為那些針對管制當局的投機活動大開方便之門，因為風險得到了控制。由於承諾了一系列的目標區，管理當局就被暴露在投機活動的攻擊之下，時間與方向的主動權都掌握在投機者手中。歷史經驗表明，在這種情況下，贏家多半是投機者，因此可以斷言，公開的目標區體系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糟糕的一個，它不僅容忍了體系內的投機活動，甚至還鼓勵針對體系本身的投機性攻擊。
保密的目標區可能要走運一些，它為投機者和管理當局安排了一場錯綜複雜的貓捉老鼠的遊戲，在這個戲局中，如果管理當局協調一致並且有能力調動比投資者更多的資金，那麼形勢尚有可為，考慮到他們控制著最後的武器——印鈔機——所以應該說成功還是有希望的。只要中央銀行願意無限制地提供供給，任何強勢貨幣的升值都將難以為繼。奇怪的是，中央銀行似乎都缺乏嘗試一下的膽量。
如果管理當局能夠成功地穩定匯率，“熱錢”就會最終冷卻下來，並轉化為長期投資——這是建設一個健康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前提條件然而僅僅穩定主要貨幣的相對價值還是不夠的，避免全球範圍內的過度通貨膨脹與緊縮的危害，還必須穩定貨幣總值。黃金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穩定力量，它可以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承擔起這一任務，儘管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它有一項重大的缺陷：新的產出主要來自兩個極權國家——南非和蘇聯。無論如何，問題並不僅僅限於尋找一種合適的貨幣基礎，考慮到信貸的反射性，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信貸結構也要進行調整，有必要建立一個機構來協調世界範圍內的信貸增長，這個機構也就是國際性的中央銀行。關於這個題目，還應當從其他幾個主要問題領域的角度進行考慮，包括國際債務和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
國際債務
積累起來的債務繼續成為貸款雙方的沉重負擔，人們曾經希望這些問題能夠自然解決，但是他們在計算中卻忽略了債務清償中抵押品的貶值因素。在為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而提供的貸款項目中，抵押物還包括出口商品。由於欠發達國家出口的主要是那些缺乏需求彈性的商品，因此如果增加出口，商品就會跌價。
有幾個債務國幸運地進入了我稱之為第二階段的調整過程，其他的則似乎永久性地陷在了逆差的困境之中，提高傳統出口商品產量的做法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其他的增長途徑則尚在探索之中，而出口複雜產品也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又要碰到保護主義的障礙，如此說來，經濟復蘇只有寄希望於國內的經濟增長了。從政治上講，這是很理想的，因為出口的回升有助於美國放鬆進口。此外，債務國國內輿論中要求堅持國內增長的呼聲也在與日俱增。
貝克計畫的初衷在於通過增加新貸款減輕重債務國家的負擔。此項基金部分來自國際機構，主要是世界銀行和泛美發展銀行（Inter-AmericanDevelopment Bank），部分來自商業銀行，要求商業銀行在3年內注資200億美元，貸款享有交叉違約請求權，比純粹的商業貸款多一些保障，在世界銀行資金來源枯竭以後，行政當局將轉向國會要求追加資金。
這個計畫在方向上無疑是正確的，不過卻遺下兩個未解決的問題：一個是在債務國無力滿足償債義務時借入的額外債務的積累，另一個則是商業銀行帳簿上可疑貸款的累積，這種貸款本來就已經夠多的了。這個計畫可以緩和第二個問題，因為很大一部分的新增貸款來自政府機構，但絕不是說，這樣一來債務問題就可以一筆勾銷了。此外，這種方式本身也可能被譴責為變相的擔保，因此也就難以征得國會同意增加世界銀行的資本金。
很清楚，計畫還不夠徹底。它未能解決遺留問題。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積累債務的清償恐怕早就演變為一場災難了。一項干預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能夠順次削減債務。
近幾年來的經驗表明，一旦債務的累積超越了某一臨界點，常規的調節方法將無能為力。在大多數拉美國家裡，調整已經達到了忍耐與消極資金轉移的極限，甚至早已突破了最大值。儘管如此，外債仍在不斷地增加，負債率幾乎沒有什麼改善——如果說多少還有一點的話，更糟糕的是，內債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積累起來。
每一個發達國家都設立了特殊的立法程式處理嚴重的債務問題。破產程式可以保證壞賬能夠按次序進行清償以免造成經濟的過分破壞，現在我們迫切地需要某種國際債務的破產程式。
破產重組的原理十分簡單，時鐘停止在某一特定的時點上，所有現存的權益與負債都保持原封不動，分門別類以備冗長的訴訟程式之用，同時，只要還有可能，該企業仍應繼續運作，續存企業的債務在清償順序上優於此前的債務，正是這一原則保證了破產企業仍然能夠運轉。
在國際貸款活動中至今還沒有一個類似的壞賬安排程式，以前也經常發生不能充分清償的事例，通常，無力支付導致完全撕毀合約，雙方關係往往須待幾十年後才能恢復正常，到那時債主已經能夠欣然接受百分之幾的補償了。最全面的債務重新安排活動，是分別於1924年和1929年由道斯（Dawes） 和揚（Young）提出的德國償債計畫，它們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違約，可是其執行結果也並不能令人滿意。
國內的破產程式並不直接適用於當前的情況，因為涉及的數額太大，即令只是暫時延期償付也會導致債主的破產。但是，將以往的一切予以凍結，這一原則無疑還是站得住腳的。
目前，所有的有關人士都很清楚有待於解決的問題。外國的債主將承諾減少到最低程度，而國內資本則到海外尋求庇護。重債務國的經濟繼續衰弱，政治壓力不斷加強，應當設法扭轉這些趨勢。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反射性的過程，要想扭轉整個趨勢就必須引入一股新的風氣，它的影響應該足以改變普遍的傾向。總之，只有一個全面的方案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我無意提出一套具體的行動計畫，這樣的計畫將需要大量的準備和談判，我所能做的只限於給出粗略的框架，它應當能夠解決至少五個主要方面的問題：(1)既存債務的安排；(2)新信貸的供給；(3)銀行體系的保存；(4)債務國家的經濟政策；(5)逃逸資金的回流與吸引外國投資。1982年6月布萊德雷參議員（Senator
Bradley）提出的計畫已經包含了以上各點①
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在1986年12月4日提出的計畫綱要②，同我本人(，) 的計畫非常相似，這些貢獻正在將討論引向正確的方向。
可以考慮把以前的債務合併為可流通的債券，在利率方面則要做一些讓步。這些債券可按其票面價值折扣發行，持有債券的銀行將遭受重大的損失。為了保護他們，允許銀行在幾年時間裡逐漸沖銷債券的帳面價值直至等同於市場價格。在這段時間裡，可以用這些債券按其逐漸貶值的官方價格作為抵押品向中央銀行的貼現視窗申請借款。這樣就可以避免出現擠兌，儘管這些銀行財務狀況已經因債務重建而遭受損失，他們至少可以繞過陷井繼續運營。
僅僅滿足于重新安排舊債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保證新信貸的持續注入使債務國的經濟得以復蘇。不能再指望商業銀行提供用於平衡國際收支的信貸，這本來就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吸取了教訓，即使承諾其現有債權不會遭致任何損失，他們也不想幹。國際收支平衡貸款應該是國際貸款機構的職能，它具有足夠的影響力要求債務國執行適當的經濟政策。
目前，重債務國內部的主要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償還外債的努力必然導致龐大的預算赤字，抑制通貨膨脹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只要債務負擔能夠有所減輕，國內改革的成功幾率就會大得多。如果通貨膨脹率較低，那麼實際利率便相對較高，有助於鼓勵逃逸資本回流，甚至外國資本也可能再次被吸引過來。
為了保證充分的新信貸供應，世界銀行（或其他專設機構）可能要籌集一大筆資金。目前，籌集資金的政治願望正在消失，任何形式的國際金融機構職能的擴大都會給人留下擔保的印象，無論是為銀行、為債務國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一個綜合性的綱領應該能夠克服這些阻力，讓信貸供應和債務人雙方都做出最大的努力，不能允許將新信貸再用於清償舊債務，它們應當在舊債的壓力已經減輕而經濟又急需刺激的時候予以投放，從而推動全球經濟的振興。
① 《關於匯率和合作的國際議會圓桌會議》，蘇黎士，瑞士，1986 年6 月28 日 29，30 日 The International Parliarnentary Working
Round Table on Exchange Rate and Coordina- tion.Zurich，Switzerland，Jane 28，29 and 30，1986.
②
《美國國會首腦談債務和貿易》，紐約，1986 年12 月3 日，4，5 日 The U.S.Congressional Summit on Debt and
Trade，New York，N，Y.i Dec.3， 4，and 5，1986.
石油
有一個痛苦較少的方法可以説明世界銀行取得它所需要的資金。這是一個宏偉的綱領，把石油價格的穩定同國際債務問題聯繫在一起。第一次想到這個方案是在1982 年，後來我又在一篇文章裡勾勒出它的雛形，但是這篇文章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拒絕並且從未印行。有關想法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直至今天恐怕還是如此。令人感興趣的是激發該文創作動機的問題迄今尚未獲得解決。因此，文章還同幾年前寫作時一樣地適合目前的形勢。當然，讀者可以自行評價，我在這裡幾乎是原文照錄。
國際性石油緩衝庫存計畫① 本文試圖扼要指出，在國際間合作的氣氛下可以取得怎樣的成就，當然，可能性不勝枚舉，我所考慮的只是其中具有可行性的，意在表明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法並非不可想像，這將有助於激發實現目標的熱情。
最佳的解決方式將要求主要的石油進口國與出口國達成一項協定。建立一個能夠將卡特爾的基本特性——價格固定與產量配額——與國際石油緩衝庫存結合起來的國際組織，以取代歐佩克。
沒有必要甚至並不希望所有的消費國與生產國都加入進去。不錯，工業化國家同歐佩克組織中“溫和派”成員國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國家，像伊朗、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等，不一定非要發展進來。
方案將按以下模式運行：首先要確定生產與消費配額，配額總計可以超出目前的消費水準，超出的部分就轉化為緩衝庫存。由於儲存成本昂貴，緩衝庫存將主要停留在紙面上，而石油則儲存於地下。
款項不必直接支付給產油國，而是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設部門的封閉帳戶中。基金對由於銷售問題未能達到生產配額的產油國實行優惠，未完成消費配額的國家將按配額要求實行支付（差額），其未消費已付款的緩衝庫存則由庫存管理當局記在相應國家的名下。緩衝庫存管理當局的義務就是將石油儲存於地下，直至需求回升。顯然，緩衝庫存管理當局必須有能力保證地下石油儲藏的安全。
消費國應該對進口石油徵稅。參加了這一方案的產油國可以享受部分減免的優惠，非成員產油國則足額徵稅以示懲戒。減免稅額同樣也要存入國際貨幣基金專設機構的封閉帳戶中，封閉帳戶只支付極低的利息率，例如1 ％。
負債累累的產油國，像墨西哥、委內瑞拉、奈及利亞以及印尼等，可以使用封閉帳戶來償還外債；盈餘國家，像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則可以建立貸方餘額。
欠發達國家應該免於加入緩衝庫存的義務。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獲得比工業化國家價格更低廉的石油，它們的缺席不至於威脅整個方案的可行性。
為了說明的方便，假設基準價格維持在34 美元，賦稅相當高，例如可以高達17 美元，其中的一半，8.50 美元返還產油國。固定配額將定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從而緩衝庫存得以按每天3 百萬桶的速度累積。如果工業化國家進口石油的需求量是每天1 千5 百萬桶，80 ％來自成員石油生產國。這樣，工業化國家每年就可以獲得558 億美元稅收，其中有280 億美元支付給緩衝庫存，餘下的就可以用於減少預算赤字。從而各工業化國家就有能力為膨脹的世界銀行提供必要的股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設業務部門每年可以收入650 億美元，全部用於產油國的信貸帳戶。其中372 億美元來自稅款返還，28 億美元來自緩衝庫存。同1980 年和1981 年的信貸高潮相比，國際貸款淨增額度為600 億美元。
石油的市場價格動向如何？因為封閉帳戶只支付1 ％的利率，於是就會出現追求實際銷售而不是緩衝庫存的傾向，緩衝庫存的支付價格因此成為價格的上限，自由市場價格將停留在基準水準以下的某處，低於減免稅後的部分，即低於25.50 美元。對於工業化國家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來說，價格當然還要包括賦稅，一旦價格超過基準水準，即表明需求強勁，應該提高生產配額。
配額與價格的修正涉及許多棘手的問題，大多數的市場管制之所以漏洞百出，就是因為缺乏適當的修正機制。甚至國際貨幣體系也不例外，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就是因為黃金價格毫無彈性餘地。一個方案，如果依賴價格作為調節機制的成分越多，則持續生存的機會也就大。認清這一點，緩衝庫存的用途也就可以確定：為價格機制提供完成使命所必要的時間，這意味著庫存穩定建立之後，一旦庫存額開始減少，就應該採取上升的修正，先是提高產量，繼而提高價格。同時，當緩衝庫存開始增加之後，就應該開始削減生產配額直至初期所確定的最低限度。
生產配額的分配又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最初的配額可以用有關國家最低限度的財政需要為基礎。隨著全球產量的提高，增加份額的分配應當主要考慮被約束的生產能力、儲量，以及儲量的增加或減少。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的配額增長就應該比阿爾及利亞或委內瑞拉快一些。即使做出某些規定，在這個問題的判斷上仍然存在著很大的隨意性。
最後，當生產能力已經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之後，個別生產者將不願再增加生產配額，可以利用這種心理作為提高價格的觸發機制。當然，下一步又要牽涉到判斷的問題。消費配額的分配相對來說可能要簡單得多，實際消費可以作為估測的基礎。
為行使自主性的權力，就必須成立一個權威的機構，而有關機構組成與表決權的分配又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除了進行一場艱苦的討價還價的談判之外，別無它途，結果取決於談判各方的實力和談判技巧。
無疑，很大一部分權力將從產油國手中轉移到工業化國家那裡。這種安排只有在歐佩克瀕臨解體時才可能發生，我堅決認為，歐佩克的破產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必須採取措施予以補救。在主張實施我的綜合方案的理由中，最動聽的一條是它不會妨礙工業化國家從中獲得最大限度的好處，在這一點上，它同其他可能的方案並無歧異，能夠搶到多少，還要看他們的技巧、勇氣和內聚力。至少，採取這一方案要比重新拼湊修補歐佩克好得多。這一方案的最終價值還要取決於如何使用那筆積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業務部門中的基金。所涉及的款項數額巨大，比國際債務危機登峰造極時的數額還要大；即使緩衝庫存不再增長，它們仍將維持巨大的數額。基金的規模應當足以從財政上支持全球性的主權國家債務計畫。
可以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設部門的封閉基金借給世界銀行用於向重債務國提供信貸，也可以將其用於折扣買進他們的未清償債務，從這些借款中獲得的現金收入可用於解凍這個封閉帳戶。
該方案的參加者將各自承擔那些義務呢？在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談判所達成的條款，儘管如此，主要框架還是清晰的。
工業化國家必須放棄短期內低價石油的利益，以換取諸如長期價格穩定、緩衝庫存累積、國際債務問題的某種形式的解決以及政府收入的重大增長等。如果本國就有能源和石油工業，那它們還可以從保護性政策中獲得額外的收益。
產油國將因此而獲得一個容量遠遠超出目前水準的市場，價格可能會低一些，但想必會比歐佩克一旦垮臺後的情況要好得多。有兩個強大的誘因可以吸引它們：石油稅的減免和出售緩衝庫存。儘管這兩者的收入都將歸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設部門的封閉帳戶，但負債的石油生產國可以以償還債務的名義動用這個帳戶，那些順差盈餘國家只不過多等一段時間，屆時它們也能解凍自己的基金。
不產油的欠發達國家可以趁此機會大大減輕壓力，它們購入石油的價格比工業化國家要低一些。此外，不論產油國還是消費國都可以從全球性債務重新安排方案中獲得好處。本文並不討論將如何實施這一綜合方案的問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許一次嚴重的危機才能夠將有關各方召集到一起。
當然，上述方案還應該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地進行調整，基準價格和稅收指標實際上必須降低許多，這反映了自那時以來歐佩克壟斷利潤所遭受的侵害。
我不打算再花費精力去修改這個計畫，因為只要偏見仍然盛行，它就始終是不現實的。任何有關緩衝庫存的方案都將被視為可笑的奇談怪論，以往這類方案都未被採納，並進一步成為駁回的理由。但是人們的偏見不是不可以扭轉的，市場機制是不是就會更好一些呢？我們不妨考察一下石油生產的歷史，只有在市場超量供應以及卡特爾式協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價格的穩定。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短暫的黃金時期：第一次是由標準石油公司建立的壟斷體制，第二次是由德克薩斯鐵路委員會支配的生產配額，第三次就是歐佩克，每一個階段在其發展中都充滿了紛擾和喧囂，如果必須提出某種穩定方案的話，為什麼一定要由生產商出面呢？為什麼消費國就不可以在其中助上一臂之力呢？畢竟事關他們自己的根本利益。什麼時候人們參透了這個道理，才會把這份計畫從抽屜中取出來。
① 寫於1982 年
世界貨幣
在人們接受了石油緩衝庫存方案的構思之後，創立一種穩定的世界貨幣相對來說就容易多了。記帳單位以石油為基礎，緩衝庫存方案可以將石油價格穩住。如果需求超出了供給，那麼它同其他商品與服務的比價將逐步上升。換句話說，各國貨幣相對於世界貨幣逐漸貶值。
新創立的國際貸款機構以石油作為記帳單位，由於這種貸款可以抵禦通貨膨脹，因此它的利率可以比較低，比如說，3 ％。利息收入（3 ％）與利息支出之間的差額可以用來解凍該封閉帳戶。到封閉帳戶解凍的時候，貸款機構已經建成了自己的資本儲備。
可以將通常隸屬於中央銀行的權力職能賦予這個貸款機構，它可以通過發售自己的短期或長期債務來管理世界範圍內的通貨供應，並且在規定各國貨幣同記帳單位之間的比價時發揮有力的作用。它還可以施行各種各樣目前歸屬中央銀行的管理職能，由此它的記帳單位就構成為一種世界貨幣。
商業貸款也可以用世界貨幣進行計算，最後，以石油為本位的貨幣在各種國際金融交易中取代了美元和其他各國貨幣，轉變必須謹慎地安排，制度框架的確立也要步步為營。在這裡，我還不可能設計出一個綜合的方案，因為天時地利人和無一具備。很顯然，這樣的一種石油本位貨幣將消除國際資本轉移所帶來的投機性的影響。
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各國是否接受這樣一種貨幣形式。特別是美國，如果美元不再是國際貨幣，那麼美國將遭受極為嚴重的損失。首先，當儲備貨幣的母國向其他國家提供金融服務的時候，它本身就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可以以本幣進行無限額舉債的國家。如果美元被世界貨幣取代，美國仍然可以借債，但是它將不得不準備全額償付。而現在的情況是，美國政府有能力操縱自己負債的價值水準。因為幾乎在事先就可以得出結論，債務在償還時的價值甚至比發行時的價值還要低。
其他國家對美國預算赤字進行財政支援的耐心是有限的，現在我們可能已經接近于這些邊限了。但是，惟有日本，儘管它很清楚永遠也別指望美國會徹底清償，仍然毫不介懷，繼續從財政上支持美國，這是因為唯有如此，日本才能成為世界“第一”。日本早已取代美國成為其他國家的主要資本供給者，日元取代美元成為主要的儲備貨幣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了，轉變將伴隨著許多混亂與躁動，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鎊向美元過渡時那樣。
世界貨幣的引入可以避免擾動，不僅如此，它還有助於制止已經開始的美國經濟力量的衰退。我們恐怕不會再享有優惠積聚債務的特權了。因此必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問題在於政府是否有足夠的遠見、人民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來承受應用國際貨幣所要求的紀律。只有當我們下決心減少借款的時候，捨棄優惠的信貸條件才是有意義的。這意味著必須削減預算和貿易赤字，在這裡，體制改革同經濟政策的問題結合起來了。
關於貿易，有兩種替代的選擇：一是借助保護主義措施排斥進口，另一個則是努力增加出口。保護主義是一個令人反胃的處方。它會導致重債務國將突然之間完全喪失其清償能力，從而導致國際金融體系的解體，即使不出現金融災難，因此而失去的許多有利條件也會導致全球範圍內生活水準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沒有配套體制改革的情況下，顯著地增加出口也不那麼容易。債務改革將會加強債務國的清償能力，貨幣改革可以提供穩定的因素，這對於美國成功地完成經濟修正過程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斷言，過分的金融不穩定正在嚴重地危害美國經濟的結構。真實資產不可能像金融資產那樣對宏觀經濟變動做出靈活的反應，因此，始終存在著由真實資產轉向金融資產的強大動因，而這一轉化本身就是削弱“真實”經濟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對金融資產的使用方向進行考察之後，我們就可以理解這種破壞已經達到何種程度。大部分的資產被用於聯邦預算赤字、重債務國貸款以及杠杆操作之中，“真實”資本形成實際上正在下降。當然，如果我們能夠指望來自海外的穩定收入，情況也許不會這樣糟。問題是我們的貿易逆差一部分是由欠發達國家的債務償還來彌補的，這至少應該說是極不穩定的；另一部分則依靠資本輸入，而這終究也是要償還的。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為了挽救“金融經濟”正在犧牲“真實”經濟。
為減少對外來資本的依賴，預算赤字必須予以遏制。在我看來，最令人心儀的前景是同蘇聯達成有利的裁軍協定。雷根總統執政期間巨額的防務支出可以看成是一場報酬豐厚的巨賭：大循環將讓位於一種更穩定的構形，在新的構形中，預算與貿易將會接近于平衡。
當然日本人當然可以繼續保持超過自身消費的產出。只要他們願意儲蓄並輸出資本，那麼就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他們成為世界上頭號經濟力量。但是日本的崛起並不必然以美國的衰退為代價，在世界貨幣的幫助下，兩個經濟領導力量可以並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