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探討一下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以及市場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矛盾衝突。我將間接地涉及這個主題，首先介紹一下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一個現象，但它在我的思維中已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我幾乎可稱之為我的理念框架的第四個支柱。這個現象就是代理人問題 (agency problem): 代理人理應代表其主體的利益，但事實上他們趨於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應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代理人問題已經被經濟學家們廣泛分析過，但完全是從合同和經濟刺激(incentives) 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倫理和價值觀問題。而剔除倫理因素，問題就變得很難駕馭。如果象誠實和正直這樣的價值觀在人們的行為中失去控制，人就會變得越來越只受經濟動機的刺激。
市場原教旨主義宣稱的無價值取向，實際上是削弱了道德價值觀。市場被假設為是被無形之手操縱，因而十分有效。參與者在做買與賣的決定時無需進行道德判斷，因為其行為不應對市場價值有任何有形可見的影響。事實上，主宰金融市場的條例規定是由政治家的有形之手決定的，因此在代議制的民主社會中，政治家有代理人的問題。
這樣，代理人問題對代議制民主和市場經濟都提出了不涉及道德原則將無法解決的嚴重挑戰。這也就是為什麼代理人問題在我的思考中占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我想先分析一下代理人問題，然後再講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的矛盾衝突。
現在讓我從頭說起。我最早接觸代理人問題是與所謂的“資源詛咒”(resourcecurse) 有關。我指的資源詛咒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常常受腐敗或專制政府、暴動和內戰的折磨，致使那裡的人們比自然資源較不富裕的國家的人民更貧困，生活更悲慘。例如剛果、蘇丹、塞拉里昂和利比亞。
我支持的非政府機構之一 “全球見證” （Global Witness），依據“公佈支付”的口號(
Publish What You Pay) 發起了一個運動，敦促石油公司和礦業公司公佈他們對各國政府的支付。這樣人民可以知道和計算政府從資源的所得，並令其負責說明收入的使用。
於2002 年發起的這個運動有一段有趣的經歷。這個主意結果成了一個易擴散的謬誤(fertile fallacy)，因為儘管公眾輿論可以對大石油公司施加足夠的壓力，但是夜逃的操作者(fly-by-night operators) 和住在非民主政體國家的大公司不大易受影響和約束。所以支付總額無法計算。所幸，這一事業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發起了“採掘業透明度倡議” (Extractive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將政府、大公司、和公民社會聚集在一起，建立對大公司和政府都一樣適用的透明度國際標準。簽署了此倡議的國家，政府負責公佈收入數額，在尼日利亞和阿塞拜疆等國已見到積極成果。
在分析資源詛咒問題時，我開始重視我稱之為“不對稱的代理人問題”。根據現代主權理論，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屬於它的人民。但是其政府，本應是人民的代理人，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應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之上，從事各種腐敗活動。而另一方面，國際石油和礦業公司的管理層，對其公司的利益又代表得過分好，他們過分到賄賂政府以取得特許。對這種賄賂的心甘情願的給予和接受，是資源詛咒的根源。
一旦意識到了代理人問題，我發現它比比皆是。共產主義的失敗是因為代理人的問題。卡爾.
馬克思關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張很有吸引力，但是共產主義的領導人將他們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代理人問題也是代議制民主的禍根：被選出的代表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利而損害公眾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代理人問題被證實是金融體制垮臺的原因。當金融策劃者(financial
engineers) 通過發行債務抵押債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orCDO) ，將房屋抵押貸款變為證券時,
他們以為是在通過地理分佈多樣化減少風險，而事實上是由於將創造和分發合成證券的代理人的利益與證券所有人的利益分割開來，而引進了一種新的風險。代理人更感興趣的是賺取手續費而不是保護其主體的利益。
所以代理人問題似乎無所不在。
然而儘管其影響普遍深入，但直到相當近期，這個問題一直未引起人們注意。在我當學生的時候幾乎完全沒有被認識。過去二十年中注意的人多了一些，但仍然主要是研究合同及經濟利益刺激的經濟學者。實際上，代理人問題更多的是倫理道德問題， 而從合同及經濟利益角度的分析，其實更突出了道德問題。確立人的行為是受合同及經濟利益主宰的原則，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是減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
這聽上去似乎違反常理，正是因為相關反射論還沒有被很好地理解。價值觀不如認知觀念與客觀現實的聯繫更密切，因而更容易受人們所接受的理論的影響，經濟學理論就是一個佐證。市場被認為應該像無形的手使供求平衡。
無形之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為不需要做道德判斷；所有的價值都可以用錢來表達，而錢是可互換的。羅馬人曾經說 “錢是聞不到味兒的(money doesn’t smell)”。但是如果理所當然地認為，所有人的行為都是被個人利益左右，就沒有了道德判斷的餘地 – 而缺乏倫理戒律，社會無法存在。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受市場價值左右，而市場價值在性質上，與人們作為社會成員時左右他們行為的道德價值很不相同。這引出了我尚未能解決的、市場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矛盾的一系列有關問題。同時我也被布魯斯. 斯考特 (Bruce R. Scott)簡短的專著“資本主義的概念”所鼓舞（Springer 雜誌， 2009 年）。結果我可能有了新的見解。的確，我自己都被我得出的一些結論震驚了。
斯考特指出，資本主義被解釋錯誤，與市場機制混為一談。他將此扭曲主要歸因於密爾頓.弗裡德曼 (Milton Friedman)。 我不這麼具體指某個人，而是將其歸因于市場原教旨主義。斯考特還說，無形的市場之手的背後潛藏著人的機構的有形之手，即制定條規的政治程式。這裡就出現了代理人問題， 也出現了市場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問題。
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個人自由基礎上的民主國家和開放社會，受憲法法治保護。同時，美國的經濟是建立在市場機制上，允許個人在不受政府機構獨斷行為的不適當干預下自由交換。這種政治和經濟制度看起來搭配得天衣無縫。人們可以輕易地將開放社會與市場經濟相提並論，許多人，包括我自己，也經常這樣做。但表面現象容易使人誤解。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市場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有根深蒂固的矛盾衝突。 但這一直被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成功地掩蓋著，它從80 年代裡根執政時起開始占上風。
市場機制的明顯特徵是非道德化(amoral)：一個人的一元錢與另一個人的一元錢完全等值，不論它是怎樣獲得的。正是這一點使市場變得如此有效：參與者不需要考慮道德因素。在一個有效市場中，個人的決定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很小：一個人不參與買或賣，另一個人會以很小的差別取而代之。因此個人市場參與者對市場價格的結果責任不大。非道德化 很容易與不道德(immoral) 混淆。我常常被問道，尤其是在學生聽眾中，我是否對在股票市場上賺了那麼多錢而有負罪感。我解釋說，在我成為公眾人物之前(公眾人物確實可以影響市場)，我的決策過程中不包括道德考量，人們往往無法理解。
但市場僅適合做個人選擇，而不適合做社會決策。市場允許個人參與者進行自由交換，這不是為進行社會選擇而設計的。制定管轄社會的條規，包括市場機制應如何運作，是政治事務的許可權。將自由存在、自我管轄、自我調整的市場理念延伸到政治領域，頗具欺騙性，因為它從政治中排除了倫理道德考量，而沒有這種考量政治無法正常運作。
美國的政治體制是採用代議制民主。人民選出代表行使權力，當選人應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實際上，他們傾向於將其自己的利益置於人民的利益之上。競選要花很多錢，當選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這個遊戲規則玩的人不能當選。這正是金錢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戰勝公眾利益。美國政治體制中的代理人問題並不是新問題。它是代議制民主中固有的。對當選的代表提出要求的權力是寫在憲法裡的，但是當今代理人問題似乎比我1956 年剛來美國時要嚴重得多。這是為什麼？
若干客觀歷史的發展或許對此負有某種責任，特別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和複雜的操縱公眾觀點的手段的發展等，但公眾道德水準下降的主要罪魁禍首，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我願意相信在共和國初建時，民眾是真心地受公民道德的引導。所幸，建國之父們沒有把信念過多地依賴於此，而是建立在憲法中的分權制：首創了相互競爭的利益之間的制約與平衡。即使在我1956 年初來美國時，人們仍然認為應以誠實正直這樣的內在價值作為自我行為指南。考慮到在暗中進行的各種不道德行為，這或許有些虛偽，但它畢竟不同於當今的公眾生活 – 赤裸裸地公開承認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成功就受到敬慕，不論是怎樣得到的。
我不想被誤解。把過去描繪得過於美好是上了年紀人的特點，我不想陷入這麼明顯的陷阱。我不是說1956
年時政治家們更誠實，或是社會更公正。自那時以來美國在透明度、問責制、和社會平等上已有巨大進展。但是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在什麼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會行為上也有了重大改變。我所形容的公眾道德的下降，是非常具體地指，市場價值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已滲透到它不應屬於的領域。
我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定義是，將市場價值不適合地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別是政治領域。經濟學理論聲稱，在一般均衡的情況下，無形之手會確保資源的最佳分配。這意味著，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間接地服務於公眾利益。這就給了個人利益和利潤動機以道德上的許可，允許其取代象誠實、正直、為他人著想等美德。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論點有幾處站不住腳。
第一，金融市場不是趨向均衡。一般均衡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認定供給與需求的狀況是獨立存在的，市場的無形之手繼而會將供給與需求導向均衡。這種說法忽略了市場價格與潛在的供給與需求情況之間的相關環形回饋；也忽略了隱蔽在市場機制背後的政治程式的有形之手的作用。
第二，一般均衡論認為資源的初始分配是既定的，這排除了社會公平正義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該理論假定人們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麼，而且知道怎樣最好地追求這個利益。實際上，在人的想法與事實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儘管如此，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這是怎麼發生的呢？一個原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一個主要政策內涵，即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限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確的；而為其辯護的論據更荒謬。市場機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式更是如此。政治程式的參與者比市場參與者更容易出錯，因為政治是圍繞社會價值運作，而市場參與者的價值是已知既定的。如我們所知，社會價值極易受操縱的影響，而且政治裡充滿了有害的代理人問題。為了防止這一點，必須採取各種各樣的防範措施，這使經濟領域的政府機構比私人參與者的行為要僵化官僚得多。所有這些都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論點顯得有道理。因此，市場原教旨主義只是取代了一個不正確的論點，而應該有的，是一個更強有力的論點， 即所有的人的作為都是不完美的，社會選擇亦即選擇較差的邪惡，根據這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限制在最低限度。 這才是一個有道理的論點。相反，他們說政府干預的失敗證明自由的市場是完美的。這是完全錯誤的邏輯推理。我想明確說明的是，我譴責市場原教旨主義是一個錯誤和危險的教義，但是為了其他更好的理由，我支持將政府的干預和規定限制在最低限度。
遠遠超過一切的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最強有力的推動，是因為它可以為資本擁有者和管理者的個人利益服務。財富的分配是既定的，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被認為是有利於公眾利益，控制資本的人還能再要求奢望什麼呢？他們所形成的富有的強有力的集團，有很大的優勢推銷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僅是通過認知的理論，而且通過積極操縱公眾輿論。市場原教旨主義給本來是非道德性的市場機制賦予了一種道德特性，即將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變為一種公德，類似對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縱的力量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獲勝的。它被一個強有力的資力雄厚的宣傳機器所支持，曲扭公眾對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取消只適用於人口百分之一的上層人士的遺產稅的遊說會如此成功？
當然在這個領域還有其他競爭的力量在使用類似的操縱手段，但他們的資助不夠豐厚，因為他們未能吸引人口中最富有、最有實力的階層的自身利益。這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怎樣在過去25 年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而且即使是金融危機也不足以削弱其影響。奧巴馬總統的決定顯示了這一點，避免用給政府以多數控股權的方式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recapitalizing the banks）。
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應與有效市場假定論混為一談。用有效市場假定論運作的經濟學家，不一定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確，很多經濟學家是頗具同情心的自由派。但是有效市場假定論佔據了美國大學的經濟學講壇，這可歸因於堅信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資本家和基金會的資金支持。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也應對市場價值侵入其他學科領域負責，如法學和政治學。
資本主義不象蘇聯的共產主義那樣與開放社會針鋒相對。儘管如此它仍對開放社會構成某些嚴重威脅。我已經提到了其中一點，即金融市場不是趨向均衡，而是易產生泡沫。監管機制的解體促使了超級泡沫的產生，其崩潰會對今後若干年美國的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這又揭示了對開放社會的另一威脅：代理人問題和金錢對政治的影響，污染了政治程式。
在開放社會中，政治程式應為公眾利益服務；而當今的美國，政治程式已被特殊利益把持。我們選舉的代表感恩于贊助了他們競選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選民。正在發生的，對奧巴馬總統關於醫療制度改革和能源法案的反應，提供了生動的說明。選民已被洗腦到如此地步，以至對有關公共利益進行負責任的討論幾乎變得不可能，使全國保健服務和碳排放徵稅都行不通。我們的選擇局限於特殊利益能操縱的方案上。
遊說是代理人問題的核心。怎樣才能使之得到控制？
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不是調整經濟刺激的問題。遊說的利潤很高，而且即使管理條規更加嚴格也仍會如此。在缺乏道德價值取向時總有辦法繞過條規。更糟的是，條規的設計制訂本身也是為特殊利益，而不是為公眾服務的。這是今天的美國受了重創的金融體系試圖重新獲得以往的優勢時所面臨的危險。
有一個解決道德問題的辦法：需要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中劃分清楚的界限。市場參與和條規制定是兩個不同的功能。市場允許參與者自由交換，在這裡參與者可以合法地以利潤為動機。與此相比，制定和實施條規應以公眾利益的考量為指南，利潤動機在這裡不適合。當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優勢歪曲條規時，政治程式就會變得腐敗，代議制民主也不會產生開放社會作為可取的社會組織形式所應有的結果。應該強調，這一論點與目前時興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態度針鋒相對，而且這個教義在
涉及政治市場。
怎樣改進開放社會中的政治程式？我提出一個很簡單的規則辦法：人們應區分其作為市場參與者和政治參與者的作用。作為市場參與者我們可以追求個人利益；作為政治程式的參與者，我們應以公眾利益為指南。闡明這個規則的道理也很簡單。在接近完美競爭的情況下，沒有單個的競爭者可以影響最終結果，所以個人在市場的決定對社會狀況沒有影響，不論參與者是否在意公眾利益。但是政治決定卻會影響社會狀況，所以政治決定是否是為公眾利益服務的，結果會截然不同。
問題是公眾利益無法用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客觀標準來確定，它取決於選民的看法，而在沒有客觀標準的情況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縱。操縱是自我強化的；政治主張和相反的主張說得越讓人難以相信，則越難以辨認其對與錯。正是這一點使得政治程式的效率極低。
相比之下，市場機制的運作要好得多。人們或許不知道什麼對他們是好的，但利潤提供了衡量參與者表現的客觀標準。難怪利潤動機在引導人的行為的價值取向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利潤不僅提供了達到人所追求的不論是什麼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為作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潤可吸引他人的讚賞和改善自我感覺。的確許多成功的生意人對賺錢比對使用自己的財富更有安全感。
市場價值的傳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回顧歷史，基督教曾把追求利潤作為是有罪不道德的。這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後來的宗教改革促進了市場的發展，打開了物質進步和財富積累的途徑。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傳統的關係被契約關係代替。契約關係滲透到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生活領域，最終，人之間的關係開始被交易取代。變化的步伐已經開始加快；在我一生中變化的速度就已十分驚人。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時期和在美國的成年人的生活差異甚大；1956 年來美國時與今天的美國相比也差異甚大。剛來美國時對我觸動很大的是，我看到與匈牙利甚至與英國相比，市場價值已經多麼深入地滲透在美國社會。在英國，傳統價值和階級劃分仍占上風。從那時以來英國和美國都經歷了更大的變化。象醫療、法律、和新聞這樣的專業也變成了生意。在我看來，這對社會造成的不穩定效果，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對金融市場造成的不穩定效果是一樣的。
社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穩定程度當然各人的看法不同。同樣，在上述專業中，利潤的動機應占什麼樣的位置也是可以討論的。但不容置疑 的是，利潤動機在政治領域已有極壞的影響，因為它惡化了代理人問題。
怎樣使代理人問題減小到最低限度？想讓有重大利害的特殊利益集團不去遊說國會，是期望太高而不可能的。煙草工業一定要反對禁止吸煙的立法，保險業也一定反對單一支付的醫療體制。但是在公眾利益上，那些沒有重大利害相關的人們的利益，應被置於比狹隘利益者優先的地位。沒有特殊利益的人不必擔心所謂的“搭便車問題”，即行為自私的其他人會從他們不自私的行為中受益，因為這種運作的目的就是 使公眾受益。
歸納起來，前一講中我談到了認知功能應被置於操縱功能之上。在這一講中我要說的是，儘管在現行條規制度下利潤動機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制定條規時公眾利益應被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我堅信，選民中即使有一小部分人達到這兩個要求，代議制民主也會運作得更好。
我想講一點個人的感受來結束。我所講的也是我在身體力行的。作為對沖基金管理者，我按遊戲規則試圖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作為一個公民，我試圖改變這些規則，即使改革不符合我個人的利益。比如，我和其他金融機構一起支持對對沖基金實行監管。我堅信，如果更多的人按這個原則辦事，我們的政治制度的功能可以好一些。我也相信象我這樣的基金會之所以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恰恰是因為遵循這一原則的人太少了。
在我的基金會，即開放社會研究所，我們把保護公眾利益不受私人利益侵犯作為自己的任務。我們也支持公民社會向政府問責的努力。我把這些努力稱為政治公益慈善事業，我相信它比傳統的慈善事業對改變世界會有更大的貢獻，因為這樣做的人很少。
我處於一個很有利的地位。我比多數人更獨立，因為我不必依賴客戶或顧客，而且我感到有道德義務更好地利用我的地位優勢。當然特殊利益的力量大大超過於我，但我至少有一種滿足感，即我的錢有更大的稀有價值(scarcity value)。
問題是，特殊利益也在試圖裝扮自己是為了公眾利益，需要慧眼來識別真偽，特別是因為雙方都被迫使用類似的說服手段。在缺乏客觀標準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通過試驗摸索的過程(trial and error) 來做出判斷。討論中有良好意願的一方，往往很難相信另一方的人有同樣的良好願望。最好的識別辦法，是在認可其宣稱的主張的表面價值(face value) 的同時，和他們進行實質性的討論。這樣做的好處，是在政治討論中給認知功能以優先地位。只有當對方不這樣回應時，才應該不再考慮和理睬。這樣的人在每個國家都有；不幸的是在美國他們不是被 忽視，而是變得非常有影響力。選民是否拒絕被完全無視真相而企圖操縱他們的人所影響，是對每個開放社會能否保持開放的檢驗。鑒於奧威爾式的宣傳(Orwellian propaganda) 的成功，美國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好。
在過去兩個世紀中為美國服務得很好政治程式看來已經在退化。我們曾經有兩個政黨為中間地帶競爭，但是中間地帶已經萎縮，政治越來越兩極分化。奧巴馬總統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扭轉這個趨勢，試圖做一個有團結聚合力的領導者，但無濟於事。
歸根結底，民主制度怎樣運作取決於生活在其中的人。我認為如果更多的美國人將他們作為政治參與者的作用與作為市場參與者的作用區別開來，美國的民主制度會運行的更好。這取決於每個人。我已經這樣做了。即使是一個較小的少數群體，對重建正在消失的中間立場也會有幫助。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