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提出了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行為和事件的理念結構。這些事件不是由永恆有效的自然法規決定的。當然這些法規的確存在，但不足以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原因之一是情況的複雜性，另一個原因是事件參與者的思維所起的作用。
我已經集中講了相關反射性的問題，即當事者的思維與現實情況的雙向關聯，我也強調了錯誤理解和觀念對現實情況形成的因果關係。但這兩種影響都很奇怪地被忽視了。這些影響給事物加入了不確定因素，結果是除了非常簡單的情況以外，幾乎不可能預測未來。
但我們仍然可以大略估計幾種情況，並評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結果。我在這兩方面都做過，而且是多次嘗試。的確，我可以稱為是專家，作為投資者，我專注於預測(prediction)；作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為解決問題開處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後者。今天的講座我想從預測和處方對策這兩個方面來談。
我們當下所處的歷史時刻，不定因素的範圍異常廣泛。剛剛渡過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個危機在量上大得多，質上也與以往的危機很不相同。可作相關比較的，是1991 年日本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滅，至今尚未恢復；還有就是30 年代美國的大蕭條。與日本情況不同的是，那次危機僅限於一個國家，而這次危機捲入了全世界。與大蕭條不同的是，這次沒有允許讓金融體系垮臺，而是給它上了人工生命維持器。
事實上，我們當今所面臨的信貸和杠杆問題的深度和廣度比30 年代要嚴重得多。1929 年時美國的信貸餘額 (credit
outstanding) 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60%, 到1932 年增長到250%； 而2008 年初是365% – 這還不包括30 年代時金融市場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廣泛使用的衍生品 (derivatives)。 但儘管如此，人工生命維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不到一年，金融市場已經穩定，股市也已回升，經濟顯示復蘇跡象。人們想回到一切照舊的情況，把2008 年的崩潰只當成是一場惡夢。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蘇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 “再次衰退”( double dip)，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2010 年還是2011 年。有這種觀點的絕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的觀點與目前的主導情緒不一樣。復蘇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蘇；但是據我的判斷，這種主導情緒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這是典型的遠非均衡的狀況，此時人的感知往往落後于現實。更複雜的是，這種落後于現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次危機不同於以往 – 我們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未能預見到復蘇反彈的程度。
混亂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個國際舞臺。前蘇盟帝國垮臺後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大國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至高無上的國力。但是這種“單極”(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當布什總統為顯示美國的威力，以不實之詞為藉口入侵伊拉克時，其效果與他的意圖適得其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其結果是混亂的國際金融體系加之以不穩定的國際關係。此後終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將不會在過去那樣的程度上受美國的控制和左右。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於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架構。有效市場假定論把金融市場孤立看待，完全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一種曲解。像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後，有一個有形的 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係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恆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二戰後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並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並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於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於體系中心的國家處於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佈雷頓（Bretton Woods）會議上，盡管英國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裡. 懷特 (Harry White) 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儘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次 (two-tier) 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週邊。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週邊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麼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
這種情況在1982 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中第一次發生。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付款，銀行體系將崩潰。因此國際金融權威機構聯手，採用了我當時稱為的“合作出借體制” (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貸國不得不滾動延續貸款(roll overloans)，使債務國能得到足夠借款支撐債務。最終結果是，債務國被推進嚴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發展因此被推遲十年，而銀行體系得以贏利而擺脫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蓄時，這些貸款則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布萊迪債券(Brady bonds)，其餘的損失銀行也已有能力可以銷帳。
1997 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審查貸款, 不至被迫採取合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絕大部分損失不得不由債務國承擔。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模式：
債務國受制於嚴厲的市場戒律，但如果體系本身受到威脅，規則通常暫停執行。其整體失敗會使該體系陷入危險的若干銀行得到保釋。
2007-08 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于核心國，而週邊國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才被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的是一個新的任務 – 保護因核心國風暴而受影響的周邊國。該組織沒有足夠的資金，但其成員國很快聯合行動募集了一萬億美元。儘管如此，應對局面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立是為了應對政府部門的問題，而這時信貸的短缺主要影響的是私營領域。
但總的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承擔這一新的任務上做得相當出色。
國際金融權威機構應對這次危機的做法，總體上與過去一樣：救助將要垮臺的金融機構，實行貨幣及財政刺激措施。但這次危機要大得多，用同樣的辦法就不見效了。對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敗，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金融市場實際上停止運轉，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維持器。這意味著政府被迫實際上是在擔保，不能讓其他可能危及這個體系的機構再垮臺。正是此時危機延伸到了周邊國，因為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同樣有信譽的保證。這次東歐國家受創最重。處於核心地位的國家，用他們中央銀行的資金平衡表給這個體系注入資本，為商業銀行的債務進行擔保，而且政府為刺激經濟，使赤字財政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這些措施已見成效，全球經濟似乎在穩定下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全球金融體系已再次免於崩潰，我們在逐漸回到一切照舊的狀態。這是對目前形勢的嚴重誤解，已經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讓我來解釋為什麼。
80 年代以來形成的金融市場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允許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移動，難以對其徵稅或監管，使金融資本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各國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國際資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國人民的願望，因為金融資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動。這樣，全球化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項目，進行得非常成功，使各個國家均難以抵禦。但是由此產生的全球金融體系從根本上不穩固，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基礎上，即金融市場可以安全地依賴自身的機制來調節。這正是它垮臺的原因，也是為什麼不可能再拼湊到一起去。
全球性的市場需要全球性的監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規都是基於國家主權的原則。也有一些國際協議，其中最著名的是設立了最低資本要求的巴塞爾協議(BaselAccord)，市場監管部門之間也有較好的合作。但是監管權威的來源總是歸於主權國家。這意味著，重新啟動一個停止了的機制與事無補，需要創造一個過去未曾存在過的監管機制。目前的情形是，每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是由各個國家自己來維護和支持的。政府主要關注的是本國經濟。這會助長“金融保護主義”的傾向，有可能擾亂甚至摧毀全球金融市場。英國的監管部門永遠不會再依靠冰島政府的政策；東歐國家也會對完全依賴外國銀行而三思。
我想要說明的是，監管條例的涵蓋範圍必須是國際性的。不這樣的話，金融市場無法維持全球化，會被獨斷性的監管毀掉。生意會流向監管氣候最溫和的國家，這會將其他國家置於其無法承擔的風險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它迫使所有國家取消監管，但要反過來做則很難 – 讓所有國家接受統一監管條例將非常困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利益，這促使他們會採取不同的解決辦法。
這一點在歐洲可以看到。如果歐洲國家之間都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怎麼能讓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機期間，歐洲未能達成在全洲範圍對其金融體系進行擔保的協議，因而每個國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況下的歐元是一個不完整的貨幣：它有一個共同的央行，但沒有一個共同的財政部， 而對銀行擔保和對其注入資本是財政部的職能。這次危機提供了修補這一缺陷的機會，但是德國充當了阻力。
德國曾是促進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價要將德國統一的時候。當今的德國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國家不一樣，擔心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為歐洲其他國家掏腰包。沒有了推動力，歐洲的一體化已逐漸陷於停滯。所幸歐洲有社會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況好的時候這一保障制度被指責減緩了歐洲的經濟增長，經濟不好時它則起了作用，使歐洲大陸的衰退沒有預期的那麼嚴重。現在隨著對經濟崩潰的恐懼減退，歐洲共同體正表現出政治意願復蘇的跡象。歐洲中央銀行實際上是救助了愛爾蘭的銀行系統，而愛爾蘭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條約。不幸的是，歐盟政治上的復蘇很可能和經濟復蘇一樣蒼白無力。
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所將產生不同的長遠影響這一事實，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在短期中所有的國家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但是從長遠看，有贏家有輸家。雖然情況發展的具體過程變數範圍仍很大，但地位相對變化的預測則有較大的肯定性。直截了當地說，美國將輸得最多，中國則傾向於以最大的贏家姿態出現。這一轉變的程度已經超過多數人的預期。其他國家的相對地位也會有相當大的變化，但從全球角度來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變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因此獲利甚多，但近來開始濫用其特權。美國從80 年代起建立的現行帳戶赤字日益增長，這種情況本可以無止境的延續，因為亞洲小老虎們，開始以日本為首，後來是中國，願意支持這種赤字以加強自己的美元儲備。但是美國的家庭欠債過多使這一過程終止。房地產泡沫破滅後，美國的家庭發現自己承擔了過多的風險。銀行體系遭受極大損失，必須贏利才能擺脫困境。商用物業和杠杆式貸款收購(leveragedbuyouts) 流血的時候還在後面。這些因素會繼續增加美國經濟的負擔，美國的消費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而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取代這個位置。中國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絕于金融危機之外。對西方總的來說，尤其是美國，危機是內在因素引發的，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對中國來說，金融危機是來自外部的震動，影響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經濟制度並未受創傷。中國已找到一種極有效的方法，能釋放和激發其人民渴望和獲取財富的創造性、能動力和創業精神，人民被允許可以去謀求自身的利益。同時國家可以通過支持低估的貨幣和累積貿易差額，提取其勞力剩餘價值中相當可觀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大贏家。
中國實行的不是民主制度，其領導者們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領導地位，必須避免社會動亂。所以要盡一切所能保持8%的經濟發展速度，並為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貿易差額使中國很強有力。中國可以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刺激國內經濟，而且可以通過對其交易夥伴投資和提供信貸增加出口。事實上中國就是這樣做的，用買美國政府的鈔票資助對美國的出口。鑒於現在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減少消費，中國可以發展和其他國家的關係。這樣在美國步履維艱地跛行時，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積極的推動力。
當然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小得多，發動機小了，世界經濟前行的速度也會慢一些。但在這一局限之內，中美之間的地位正在發生結構性的交替，協力廠商也在隨著積極能動的脈搏重新調整自己的位置。中國已經成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亞國家的主要交易夥伴。這種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轉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這是全球政治經濟中最可預見的也是最重要的趨勢。中國正在帶動像巴西這樣的交易夥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印度以國
內增長為基礎，發展得也不錯。
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不能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中國內陸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也許產生不了能自給維持經濟增長的效益。在中國的體制下，新投資的回報一般很慢，因為投資的決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業因素決定的。前兩次，銀行信貸的寬鬆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貸款。這次可能會不同，因為權力在從地方轉向中央，地方銀行的官員不再受省的領導管轄； 但儘管如此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再有，中國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國出了問題，全球的經濟就失去了發動機。因此可以確信中國會有相對的成功，但不能確保絕對成功。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二次大戰結束時相似。那時主流體系已經崩潰，一個全新體系有待重建。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戰勝國承擔起了這個任務。在凱恩斯勳爵理念的激勵下，他們創立了一個能包容全世界的體系，儘管美國佔據了某種特權地位。目前主導的，我們稱之為“國際資本主義” 的多邊體制，還沒有徹底垮臺，但已大大削弱；它的內在弊病已經暴露，而且受到一個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戰。中國的崛起展現了一個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根本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可稱之為 “國家資本主義”， 以區別於在華盛頓共識旗號下的“國際資本主義”。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終點，但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
兩種經濟組織形式，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在互相競爭。兩者都缺乏吸引力。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目前形式的國際資本主義已被證明自身固有的不穩定性，因為缺乏足夠的監管。而且它極不公正，相對窮人窮國而言這個體制偏袒富人富國。
與此同時，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已開始初露鋒芒，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殖民國家已經認識到自己過去的錯誤並力圖糾正時，中國在與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打交道時，又在重複這些殖民國家的錯誤。為了能接近這些自然資源，中國在與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打交道時忽略了那裡的老百姓。這有助於壓迫性和腐敗的政體維持政權。這樣的結果不好，但中國不是唯一對此有責任的國家。中國一家公司想買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Unocal) 時遭到拒絕。更近的，力拓礦業集團 (Rio Tinto) 反悔了將一部分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的交易。這促使中國與國際金融機構回避的一些國家進行交易，其中包括緬甸、蘇丹、辛巴威、剛果和安哥拉等國。幾內亞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正在成為相當多摩擦的來源，對中國的根本利益並無好處，對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國視自己為受害者而不願意參加“採掘業透明度倡議”(EITI, Extractive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這已成為該倡議能否繼續成功的最大障礙。
在現行主流的多邊制力圖自身重建的同時，中國會在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當然中國也是這個多國體制的一部分，但它在這個體制中所占的地位與它目前的國力不相稱；因此它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參與是比較消極的，其積極發展主要是通過雙邊管道進行。例如，中國會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會推動特別提款權(SpecialDrawing Rights) 的使用。但中國不太會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會摧毀現有機制，即允許國家通過低估的貨幣從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中受益。中國會繼續實行資本控制，但會與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建立以人民幣為主的雙邊結算帳戶。這樣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綜上所述，世界面臨著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 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已經垮掉；後者，以中國為代表，正在興起。自然發展途徑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逐漸瓦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而雙邊關係體制又容易造成國家之間的衝突。所以需要創建一個以更健全的原則為基礎的新的多邊體制，它能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個世界的最大利益。
儘管在監管制度改革上的國際合作，幾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實現，但是有可能通過整體重新安排，調整金融秩序的全盤交易來商定。20 國集團作為國際合作的主要論壇，和在匹茲堡會議上採納的同行評審程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步驟。但是20 國集團必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的範圍內運作，因為修改章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新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可以一舉完成很多工。
它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構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國家之間的排序(peckingorder)， 並且修改現行運作方法。會議也可以決定怎樣對待規模太大而不能讓其失敗的金融機構，以及考慮控制資本遊動的新規則。金融資本在國際範圍完全自由地遊動，已被證明是不穩定因素的一個來源，需要約束控制。最重要的，國際金融體系需要改革。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已造成了危險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擁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無其他貨幣可取而代之。現在總的趨勢是各種貨幣正在向黃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資產遷移。這樣是有害的，因為它將這些資產鎖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並且會煽起對通貨膨脹的恐懼。
美國不應該排斥更廣泛地使用特別提款權(SDR)。這可以使國際社會敦促中國放棄將其貨幣與美元掛鉤, 也是減少國際不平衡最好的辦法。鑒於特別提款權是由數個國家的貨幣決定的，沒有哪一種貨幣可享有不公平的優惠特權。
特別提款權中包括的貨幣範圍也必須擴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貨幣（包括人民幣），也許是不能完全自由兌換的。這樣，美元仍可能重新將自己樹立為更可取的儲備貨幣，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監管的。特別提款權很大的優越性之一，是它允許國際性的創造信貸。特別像現在這樣的時刻這種做法尤其有用，信貸將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針對目前的情況這將是一個大的改進。這種機制允許不需要額外儲備的富國，將他們現成的份額轉讓給需要儲備的國家，該做法在小範圍上已經開始實行了。
如果我們想在解決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擴散等問題上也有進展的話，那麼對當前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調整，也許必須超越金融體系的範疇。可能需要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成員國的參與。
這一程式需要美國啟動，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以平等的地位參與。他們是佈雷頓機構中不積極的成員，因為主宰這些機構的國家已不能主宰。新興國家應該參與新秩序的創造，以確保他們是這一新秩序的積極支持者。
美國為什麼應該動議改革自己一直是主要受益者的體系？因為這一體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維持，美國如不帶頭對其進行改造，損失可能會更大。美國在布希執政期間已經失去了很多勢力和影響。如果沒有具有遠見的領導，美國的相對地位很可能繼續下滑。美國仍然可以對世界起領導作用。它不再能像布希政府企圖的那樣將其意志強加於人，但它可以領導一種共同的努力，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這將以一種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樹立美國的領導作用。
既然中國會以贏家的身份從目前的混亂中脫穎而出，那中國為什麼應該接受一個新的多邊體制呢？答案同樣簡單。為了繼續崛起，中國必須要讓世界其他國家接受它。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向更加開放的社會方向前進，將個人自由的擴大與法治相結合。鑒於目前軍事力量之間的關係，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中國才能繼續崛起，世界各國也才樂於接受中國的崛起。
為了能有一個和平的世界，美國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更為重要。一個已經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主宰的衰落的超級大國，仍擁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是一種危險的混合。如我已經指出的，美國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機使不喜歡面對嚴峻現實的美國人備受痛苦。奧巴馬總統採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稱衰退已得到控制。
如果發生再次衰退，美國人會更容易受各種散佈恐懼心理和蠱惑人心的煽動。如果奧巴馬總統失敗，下一屆政府會強烈地試圖製造事端，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這對世界將是非常危險的。
奧巴馬總統的思路正確，但他需要看得更遠。他相信國際合作，而不是像布希和切尼那樣信奉強權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問題需要考慮，重建國際金融體制在他的日程排位不高。他的一些經濟顧們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場假設論是正確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靈。倖存下來的金融機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競爭力，必將抵制會限制他們權力的系統性全面調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種普遍的認同，即體制已經崩潰，需要重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這些講座中闡明的有關金融市場的理論應該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中國領導人需要比奧巴馬總統更有遠見卓識。他們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開放的社會邁進，他們必須放棄一些已有的特權。現在中國人還願意將個人的自由服從于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但可能不會永遠這樣。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中國需要法治，這樣公民可以批評政府，防止其濫用權力。
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國也需要成為一個更開放的社會。世界其他國家決不會讓個人的自由服從于中國的繁榮。隨著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領導，它必須學會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國家的看法和意見。但是所有這些變化發生得太快，中國領導人還來不及調整自己。中國太習慣於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開始進入帝國主義的位置。這也正是為什麼它與非洲國家和自己的少數民族打交道有這麼多的麻煩和困難。希望中國的領導能夠承擔起歷史的重任。毫不誇張地說，世界的未來要看他們怎麼做。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