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將介紹我的理念架構的第三個支柱，就是開放社會。前幾講中我綜合了從自己一生的研究和試驗中得出的結論，現在我將進入新的領域。我對開放社會的觀點隨著時間已有變化，並且仍在發展。因此後面這兩講將有更多探討的性質。開放社會與相關反射之間的聯繫還遠不清楚。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兩者是緊密相關的。你們會記得，我在研究經濟學理論時，也在讀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正是波普所堅持的我們與生俱來有易誤性的觀點(inherentfallibility),引導我對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進行質疑，進而發展了相關反射的理念。但是在概念的層次，這兩者的關聯只是間接的。是第一個支柱易誤性，將開放社會與相關反射論聯繫在一起。在這裡，易誤性不僅意味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總是不完全的和有曲扭的；還意味著，在我們努力將極其複雜的現實簡單化時，經常會做出錯誤的解釋。而且我們的錯誤觀念對歷史進程的形成有重要影響。
如果我的思想有任何真正的創意，那就是對錯誤理解觀念(misconception)的強調。它為批判性的思考和開放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論據。波普沒有給開放社會下一個確定的定義，因為他更喜歡從相反的方向來探討事物，即先對其進行描述，然後再給一個名稱標籤。他所命名為“開放社會”的社會
組織形式與民主制度很相近。他的研究方法的淨值效益(net effect),是用認識論的觀點證明民主制度是有道理的。鑒於認知的完美(perfect
knowledge)是人的智慧無法達到的，因此，一個以言論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選舉為特徵的社會，比用壓力強加其意識形態的社會更可取。由於經歷了納粹的迫害和共產主義的壓制，我感到這個論點很有說服力。
波普的哲學思想使我更敏感地意識到錯誤理解觀念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而相關反射的概念使我提出了關於泡沫現象的理論。作為市場參與者這給了我很大幫助。在作為對沖基金管理者成功之後，我經歷了某種程度的中年危機。那時我接近五十歲。我的對沖基金增長到一億美元，其中四千萬歸我個人所有。我覺得我為自己和家庭掙的錢已足夠，而且經營對沖基金的壓力和對人的消耗極大。什麼是值得我繼續去做的事呢？
我苦苦思索，終於決定建立一個致力於促進開放社會的基金會。我為它確定的宗旨是，促使封閉社會逐漸開放，糾正已開放社會中的不足，和宣導批判性的思維方式。
隨著時間推移我越來越多地投入公益慈善事業。1984 年我在匈牙利建立了一個基金會，那時它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1986 年在中國，1987 年在波蘭和蘇聯也建立了。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時，我的基金會網幾乎含蓋了所有以往的共產主義世界。我從中取得了一些建立開放社會的實際經驗，學到了很多，發現了一些本應知道的事情。比如，封閉社會的解體不一定導致開放社會的誕生；而可能是持續解體，直到一個新的政體出現；而這個新政體與倒臺的政體，比與開放社會有更多的相似之處。
迫使我更徹底地重新考慮開放社會的觀念，是2004 年布希總統在美國再次當選這一事實。這裡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民主社會，卻違背了所應該堅持的原則，以對恐怖主義宣戰的名義違反人權，用不實之詞侵略伊拉克。然而他再次當選了。這怎麼可能呢？我不得不問自己：美國出了什麼問題？我寫了一、兩本書試圖給以回答。我指責布希政府誤導人民，又指責人們允許布希政府誤導他們。隨著更深入地探索，我開始對我自己的理念架構提出疑問。我發現了開放社會概念的一個缺陷。波普主要考慮的是對現實的理解。他從認識學而不是從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有利於開放社會的論據。他說：“只有民主制度能夠提供允許沒有暴力地進行變革的結構性框架，也就是在政治事務中使用理性。”
但他的論點是基於一個暗含的假設，即思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實。但實際上不一定如此。操縱職能可能被擺在優先於認知職能的位置。的確，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家的首要目標是當選，然後是繼續執政。這一相當明顯的洞察對開放社會的概念又提出了一些問題。波普為什麼理所當然地認為，自由的政治討論的目的是為了理解現實？更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在相關反射概念中給操縱職能以顯要位置的我，竟會如此盲目地追隨他的說法？這兩個問題使我得出了同一個結論：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深深植根于理性的傳統，這一傳統或是忽略了操縱功能的作用，或是認為其作用是從屬於認知功能的。不難看出為什麼這種對世界的看法會如此根深蒂固。認知功能的目的是產生認識。認識是由符合事實的表述表達的。為了確立符合對應關係，表述和事實應該是明顯區分的。因此對認識的追求，要求思想與思想的主題區別開。這一要求導致以思維為主的哲學家們相信，理性與現實是分隔的。這種兩元論來源於希臘哲學，並且在啟蒙時期主宰人們的世界觀。
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們將其信仰置於理性之中。理性應該象探照燈一樣照亮消極地躺在那裡等待被發現的現實。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現實的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也就是說，啟蒙思想沒有意識到相關反射性。其結果是對現實看法的曲扭，但這在當時的發展時期是恰當的。在啟蒙時期人類對自然力量的認識和控制能力還相對很少，科學的方法提供了無限的希望；所以把現實想像成是消極地等在那裡被發現，而認為理性是積極地參與對現實的發現和探索，是很正常的。畢竟，那時連地球都還沒有被完全探查。收集事實並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有意義的。知識可以從那麼多不同的方向，用那麼多不同的方法獲得，顯示了無限的可能。理性掃除了千百年的傳統關係和宗教
教條，喚起了進步的勝利感。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用相關反射觀念正確理解人類事物的困難。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認為理性可以幫助從根本上重建社會，但是他們過於信仰理性。社會沒有遵從理性的支配，1789 年的狂喜退化演變成了1794 年的恐怖。
啟蒙時期對現實的錯誤解釋，是由於在思維和現實之間引用兩分法，以使理性能夠獲得完美的認識。這一兩分法並不是事物的主體中固有的，而是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們為了能說明現實而引進的概念。啟蒙時代哲學家們的錯誤已經有了一個名字：後現代主義者稱之為“啟蒙期謬誤”。我在此將接受這個名稱。但要說明一點，即我們所談的是一個易擴散的繆誤(fertile
fallacy)，其核心包含有價值的真理。
我現在再準確地解釋一下我所指的“易擴散的繆誤”是什麼。我們有能力獲取知識，但是永遠不可能有足夠的知識允許我們依據知識來做所有的決定。接下去即是，當某一個知識被證明有用時很容易過分採用，並延伸擴展到它不再適用的領域，這樣它就成了謬誤。
這就是啟蒙時代所發生的。理性與現實之間的兩分法在研究自然現象中運用得很好，但是在對有關人的事物研究中就成了誤導。易擴散謬誤在歷史的其他分支中，就如同在金融市場上的泡沫現象。啟蒙期的謬誤深深紮根在我們的世界觀中。它使波普宣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使用同樣的方法和標準，導致經濟理論要採用牛頓物理學的模式。波普卓越的科學方法模式和經濟學理論，都未能認識到相關反射性。更糟糕的是，就連我本人，相關反射性的發現或發明者，居然也未能認識到，波普關於開放社會的觀念，是建立在認知功能優先於操縱功能的隱蔽暗含假設基礎上 – 也就是說，我們是在試圖找到真相，而不是其實在操縱人們去相信我們想讓他們相信的。
啟蒙期的謬誤，也深深紮根在有效市場假定論及其政治衍生品市場原教旨主義之中。兩個智力構思中的這個謬誤，被金融體系的崩潰以令人震驚的方式暴露出來。我對開放社會理念這一弊病的發現不太驚人，因為這個觀念被接受的面較小；但對我個人來說，這兩者同樣驚心動魄。它迫使我對開放社會的理念重新思考。我並沒有放棄對開放社會的價值的信念，但是我意識到，它需要更強的論據來支持。波普理所當然地認為，在開放社會中認知功能優先於操縱功能；我現在認識到，要使開放社會發展繁榮，這必須作為一個明確的前提要求提出。現在我來說明我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在民主社會中政治討論的目的，不是發現事實這一認知功能；而目的是當選和繼續執政，這是操縱功能。其結果，自由的政治討論不一定比壓制異議的專制政權產生更有遠見的政策。
更壞的是，在操縱現實的政治競賽中，承諾尊重真相成了一種障礙。布希政府有一個強有力的右翼宣傳機器為其服務，不感到有任何需要尊重事實。這給了他決定性的優勢，因為更傳統的政治操作者還是在啟蒙期謬誤的影響下，感到要受事實的制約。
一個美國最成功的右翼宣傳家之一弗蘭克.倫茲 (Frank Luntz)公開承認，他把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
的《1984 年》一書當作他設計標語口號的教科書。作為開放社會的信奉者，我對此感到震驚。為什麼奧威爾式的謊言在一個開放社會裡可以成功，就象集權國家中的真理部用史達林式的方法使人就範？
這樣的發問為回答我自己提出的問題“美國出了什麼問題”提供了線索。人們已不太在意追求真相。越來越複雜的操縱技巧使他們已習慣於不在意被欺騙，甚至看起來是在積極請求被欺騙。人們已變得習慣於接受事先包裝好的資訊，因而就有付錢的政治廣告的影響。他們更有興趣的是娛樂而不是知情，因而就有像比爾.歐雷利 (Bill O’Reilly) 和拉什.林堡 (Rush Limbaugh)
這樣的大眾評論員的影響。
操縱的技巧隨著時間逐漸發展。它開始於十九世紀末在商業界，企業家發現可以通過商標和廣告突出其產品而提高利潤率。這促發了對消費者動機的研究，對信息的檢驗，和對焦點小組的運用，由此引發了一個使公眾行為有所改變的相關反射過程。導致了消費群體的發展，進而擴展到政治和文化領域。經濟學和政治所立足的隱蔽的假設，被逐漸暴露出來是錯誤的。經濟學理論認為供求關係狀況是既定的，並說明自由的市場如何可以在完美競爭的情況下達到資源的最佳分配。但是需求曲線的形成不是 獨立存在的，而是受廣告操縱。代議制民主的理論假設，候選人會對他們自己及其綱領作出說明，投票人會選擇他們喜歡的；這種假設沒有預期候選人會研究公眾的觀點，然後講選民想聽的話。這兩種理論都沒有考慮現實可被操縱。
對現實的操縱也成為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文學評論最終導致了後現代世界觀的發展，將啟蒙思想搞得天翻地覆。它否定了一個可以被發現的客觀現實的存在；反之，認為現實是經常互相矛盾的敘述和記事的綜合體。我對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曾經根本未予理會，因為它與我對客觀世界的深刻的尊重相衝突。直到讀了讓.薩斯金 (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才打開我的眼界，使我看到我過去沒有認識到的，後現代世界觀與布希政府的宣傳機器之間的關聯。他引用這個宣傳機器的主要操作者之一的話，實際上是在說：“我們不研究事實；我們創造事實。”
這迫使我改變我的態度。我必須更認真地對待後現代的立場觀點，把它看作是易擴散的謬誤。它與啟蒙思想有同等重要的影響，而且在當前也許影響更大。但是我仍然認為，與啟蒙思想的謬誤相比，後現代主義的謬誤性更多，可擴散性較少。把操縱功能置於優先地位，它無視于客觀現實的堅實核心是無法操縱的。在我看來，這比啟蒙思想忽略了操縱功能是更大的缺陷。
根據啟蒙思想的看法，理性與現實是彼此分開和相互獨立的。人們要使現實變得對自己有利的唯一途徑，是理解決定事物發展過程的規律。在這種條件下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發現認識這些規律是第一位重要的。這一點導致了人類智慧最偉大的成就，即自然科學的發展。只是在對人類事物的研究中謬誤才悄悄溜了進來。相比之下，後現代的世界觀是完全誤導性的。它為政治釀就了一種非道德的實用主義的手段，可以這樣歸納: 既然我們已經發現現實是可以操縱的，為什麼要給認知功能以優先地位呢？為什麼不直接進行操縱？為什麼不追蹤權力 (power) 而要追蹤真相真理 (truth)？
這個問題是有答案的，即儘管現實可以被操縱，但其結果肯定與操縱者的意圖相違。這種偏離有必要被保持在最低限度，而這只能通過更好地理解現實來達到。正是這一系列的推理使我認識到，要把追求真相真理的承諾作為開放社會的前提要求明確提出來。
這個抽象論據可用具體事例佐證說明。看一看布希政府，它在操縱現實上非常成功。通過對恐怖主義宣戰，使整個國家都站到總統一邊，為入侵伊拉克鋪平道路。侵略是為了確立美國在世界的至高地位，但其效果截然相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急轉直下，小布希被普遍認為是美國迄今所有過的最壞的總統。
這個例子應該是有說服力的。然而，隨著相關反射概念逐漸被接受，有危險把它用來作出對後現代謬誤有利的錯誤解釋。現實的相關反射性太難理解，人們很容易被簡單的答案誤導。我用了一生的時間去理解這個論點，即有效的預測並不一定證明預測所基於的理論 是真實正確的；而一個花錢做的政治廣告只要30 秒鐘。接受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很有誘惑力，但是不注重客觀現實的存在是危險的。使人能切身感受到客觀現實的一個方法，是提醒人們注意死亡是生活中的現實這一事實。頭腦很難接受會停止存在的想法，所以關於死後生命的各種說法和虛擬應運而生。阿茲特克人(Aztec) 的一種儀式使我很驚訝：幾個隊在玩球的遊戲中競爭，贏者被奉獻給神。這是此類虛擬神話力的一個極端例子，事實是贏隊的人死了。
儘管如此我必須承認，死後生命的不存在無法對相信它的人去證實。我所堅持的現實的客觀性的重要性，是我個人的信念。的確，它與宗教信仰有令人好奇的相似之處。我所認為的現實的客觀性，有許多一神論中的神的屬性：它無所不在，威力無窮，但它是怎樣起作用的仍然有些神秘。
我對現實的客觀性十分尊重，而且我過去認為這是常規準則。後來認識到我這種態度不太常見，而這與我的個人經歷有關。我的個性形成的經歷是在1944 年德國佔領匈牙利時。在我父親明智的帶領下，我們不但倖存下來，而且能在充滿危險的情況下説明別人。這使1944 年對我成了一個積極的經歷，激發我願意去面對嚴酷的現實。
這種態度在我參與金融市場中得到進一步強化。我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經常將事情推向極限，但又避免不超過臨界點。我學會了注意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以保護自己不出令人不快的驚訝。我選擇的投資是在最壞情況下風險-回報也有吸引力的。這使我強調注意所有情況下的陰暗面。
後來我更積極地投入我的基金會的工作。在這裡，我能做一些積極的事情以減少不公正，這使我更加樂於認識和面對嚴峻的現實。一個對現實消極的評估會成為積極參與的吸引動力。
結果我的基金會將很多資源投入到看上去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對毒品的政策，和象緬甸、海地、利比亞、塞拉里昂、和剛果等似乎毫無希望的情況。不用說，去打失敗之戰不是多數基金會偏愛的選擇。
對現實的客觀性的承諾在我的思維中的作用，與宗教在其他一些人的思維中的作用是一樣。在沒有完美知識的情況下，我們需要信仰。我相信的是嚴峻的現實，其他人相信的是神。
但我仍然要說，當社會無視現實的客觀性時，是將其自身置於危險的境地。如果我們為了回避令人不快的現實而去欺騙自己或選民，現實將讓我們達不到預期而受懲罰。
的確，現實可以被擺佈操縱，但是我們行為的結果，不是受願望而是受一種外在現實的支配，至於它是如何這樣做的我們還不能完全理解。我們對此理解得越好，結果就越會符合我們的意圖。對現實的理解是認知功能。這也就是為什麼認知功能應被置於操縱功能之上，並引導操縱功能。無視不能被完全理解的客觀現實的存在，是後現代思想的謬誤。
以上所述表明，在人類近代史上，對思維與現實的關係，已有兩種被接受了的謬誤：啟蒙期謬誤和後現代謬誤，它們是彼此關聯的。啟蒙謬誤沒有認識到人的活動中操縱功能的普遍存在，而對操縱功能的發現導致了後現代的謬誤。每一種謬誤都只認識到錯綜複雜的關係的一半。
我的建立在易誤性和相關反射性的孿生原則基礎上的理念架構，是這兩半的結合。兩種謬誤的影響力都很大，而我的理念還沒有被接受。這說明誤解現實是多麼容易，而恰當地理解現實要難得多。
後現代的謬誤還在上升期。它導致了布希政府的政策，而且我警覺地注意到，這在奧巴馬政府中也開始露面。我指的是一本最近出的書，《動物精神》(AnimalSpirits),
是喬治.阿克羅夫(George
Akerlof) 和羅伯特.施勒 (Robert
Shiller)合著的，對奧巴馬政府政策的形成很有影響力。書中大力讚揚作者所謂的“信心增值” 的功績。也就是說作者相信，經濟的弊病可以由激勵人心的講話來治癒。這說的有一半是對的：股市的回穩使銀行可聚集資本，並通過其他途徑經濟有所加強。但是信心增值的說法忽視了相關反射性的另一半：如果現實沒有證實預期，信心會轉為失望，正如繁榮暴漲可轉為衰退暴跌。我對採納信心增值的說法深感擔憂，奧巴馬總統已經接過了衰退的所有權，如果有反復，就會歸罪於他。
將我關於相關反射的理論放在對現實的兩種錯誤解釋中來討論，有助於進一步澄清這一理論。特別是有一點也許還不夠非常明確，需要再次強調：客觀現實的堅實核心是無法被操縱的，就像死亡的不可避免。後現代謬誤所忽視的正是這一核心。
在最近的成功的鼓舞下，我要進一步宣稱，我的理念架構提出了對現實正確地解釋。這樣宣稱不好，而且初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一個對現實的正確解釋怎麼可以與人的理解是固有不完美的原則相協調呢？這很容易。就是指出相關反射性對參與者的思維和事件的發展都注入了不確定性。一個承認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與生俱來的理念架構，不會被指責是完美的。
但它能夠對現實提供重要的洞察，甚至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預測未來，儘管範圍本身是不確定和可變的，正如我們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看到的。通過承認不確定性，我的理念架構可以既做到自我一致，又與現實一致。而且因為它是不完美的，所以允許改進。
實際上我看到進一步的發展大有可為。我的理念框架最初是在卡爾.波普的影響下形成的，只涉及對現實的理解方面的問題。但是當我加上了選民應該珍視講真話，懲罰欺騙的要求時，就進入了價值的範疇。價值範疇的不確定性比在認知範疇內更明顯，所以還需要進行很多思考。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真相很難確定，而且往往很難承受。最省事的做法會導致相反的方向：回避令人不快的現實，鼓勵欺騙，只要能讓人相信。開放社會要能夠保持開放和繁榮興盛，則必需抵制這些傾向。
這個處方對策對現時的美國尤關重要， 因為美國正在面對金融危機後遺症的極其令人不快的現實。這個國家過去二十五年中一直在超前支出，用借外債使收支相抵。現在房地產泡沫已破滅，消費者支出過多需要重建儲蓄。銀行業已經崩潰需要贏利擺脫困境。
布希政府以不實之詞入侵伊拉克時是故意誤導選民。不能說奧巴馬政府是有意欺騙，但它已經接受了國家不願面對嚴峻的現實這一點，而採納了“信心增值”的說法。
不幸的是，客觀現實不太可能滿足被信心增值激起的期望。與此同時，政治反對派對總統的攻擊也不會受事實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對選民應致力於追求真相的要求很難達到。這為我的基金會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課題，但是美國目前民主的狀況不能有力地支持把開放社會作為更好的社會組織形式。我需要找到一個更有力的論據。
一個較好的辦法是回到建國之父們那裡，他們理念的形成大大早於開放社會觀念的引進。建國之父們的偉業是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價值基礎上。他們採用的認識論的論據是有缺陷的：獨立宣言中宣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顯而易見的”，但其實並非顯而易見。不論是否顯而易見，個人自由的價值是永恆不朽的。經歷過專制政權的我執著地信仰它，而且有這種信仰的不是我一個人。回到建國之父處還有一個很大的優越性：可以討論權力的關係。憲法是通過權力的分治來防止專制獨裁的。
權力的分治認識到，社會中有相互競爭的利益和對現實不同的解釋，需要由政治程式來協調。憲法中的權力制衡，可以防止形成宣稱握有絕對真理的人擁有絕對的權力。憲法建立了政府的不同分支互相作用和彼此制約的機制。但這還不夠。只有當真相可以對權力說話時，開放社會才能成功奏效。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論和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其他權利和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能使公民保護自己不受權力濫用的踐踏，並用司法分支行使這種保護。這是開國之父們創建的開放社會。讓我說得更明白一些。開放社會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社會組織形式，它既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它可以使社會理解其所面臨的問題，並且能比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更成功地處理這些問題，但前提是，要將認知功能置於操縱功能之上，而且人民要願意面對嚴峻的現實。
也就是說，民主的價值作用 是有條件的，要看選民是否執意追求真理。在這一點上，美國民主目前的表現不如過去的成就。我們不能依賴美國制度固有的優越性，需要重新自我驗證。但是遠超過手段價值外，開放社會還有內在固有的價值，就是個人的自由，無論開放社會興衰與否都同樣適用，比如在前蘇聯。當然個人的自由必須與公眾利益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諧共存。再有，個人自由的內在固有價值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中國就不是普遍得到承認，那裡集體的利益優先於個體的利益。這是2008 年奧林匹克開幕式上表現出的明確資訊。它顯示，在準確的時刻準確地按照指令，去做被告知要做的事，可使一個巨大的個人組成的群體，做出極好的壯觀場面。隨著美國和中國權力關係的變化，個人自由的價值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得越發重要。我將在最後一講裡談這個問題。謝謝。
